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阳。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所谓“给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实是借口，那时我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浪，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软，一旦颠簸其间，竟是石头般坚硬。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大家都说“这车上必有福将”，我心说我呀，没见轮椅上那个“福”字?1996年迈平请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飞机缓缓降落时，我心里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学问的话：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国呀!转年立哲又带我走了差不多半个美国，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立哲是学医的，笑嘻嘻地闻一闻我的尿说：“不要紧，味儿挺大，还能排毒。”其实他心里全明白。他所以急着请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学一向是：命，干吗用的?单是为了活着? 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过世。大伙儿推着、抬着、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都是回忆了。这辆轮椅，仍然是不可“断有情”的印证。我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如今我已年近花甲，手摇车是早就摇不动了，“透析”之后连一般的轮椅也用着吃力。上帝见我需要，就又把一种电动轮椅放到我眼前，临时寄存在王府井的医疗用品商店。妻子逛街时看见了，标价三万五。她找到代理商，砍价，不知跑了多少趟。两万九?两万七?两万六，不能再低啦小姐。好吧好吧。希米小姐偷着笑：“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买的!”这东西有趣，狗见了转着圈地冲它喊；孩子见了总要问身边的大人：它怎么自己会走呢?这东西给了我真正的自由：居家可以乱窜，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舞我是从来不会跳。球呢，现在也打不好了，再说也没对手——会的嫌我烦，不会的我烦他。不过时隔三十几年我居然上了山——昆明湖畔的万寿山。
坐在山上，看山下的路，看那浩瀚并喧嚣着的城市，想起凡•高给提奥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
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我曾经的那些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有个回答突然跳来眼前：扶轮问路。是呀，这57年我都干什么?——扶轮问路，扶轮问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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