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有两种，一是可以接受的狂狷，在太正经的人看来，或可谓之“轻狂”，“张狂”的狂狷；一是不可以接受的狂狷，属于的的确确的“傻狂”，“猖狂”，在统治者眼里划入“疯狂”，“丧心病狂”的狂狷。说到这里，你不能不感慨曹操的厉害，鲁迅就很崇拜他，他声明：“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因为这位统治者，既能把狂狷从魔瓶里释放出来，也有办法将文人的这种性格，收拾得干净彻底。
典型的例子，便是祢衡和孔融两位“狂”得可以的文人。
汉末，平原德州的祢衡，史称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尚气”，亢奋浮躁，“刚傲”，盛气凌人，“矫时”，针砭是非，“慢物”，刚愎自用，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的评价。一个人养成这样难以恭维的毛病，便不大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了。这位年轻才子，自视甚高。“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无刺字漫灭。”
古代的，“刺”，即今日之名片。汉代造纸业处于始创阶段，极精贵，祢衡怀里揣着的这“刺”，其实就是一块刻有自己名姓、籍贯、学业、履历的竹简。但是，有得狂的狂，或许还会为人所重，无得狂的狂，便不会有人买账了。他到处送“刺”，可没有人接受。这块竹简，老是派不上用场，也就休想在当时许都的政府机关，文教团体，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了。可“刺”老是在口袋里磨来磨去，刻上去的字迹，都快光秃到辨别不出来了。这位年轻人既很失落，很郁闷，长时间的失落和郁闷，就憋出一肚子火气。
有火，就要发作，而且是大发作，击鼓骂曹，这是中国文人史的唯一。只此一例，再无第二。
祢衡若在今天，很可能在省市作协有份固定收入，外加出书版税，日子应该过得去，不算殷实，但绝不至有冻馁之虞。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凋零，他的家乡遍地饿殍，哪里养得起一个作家，便来到天子脚步下，谋份差使，混个公职，有朝廷俸禄可吃。虽然要求也并不高，但当时曹操政权，刚刚创建，百废待兴，虽然也在网罗文人雅士，可他属于无名小辈，谁知道他是老几啊，有关部门不一定好好安排接待，到处碰壁，这火也就越憋越大。
当时，有人向祢衡建议，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首都文艺界会列队出来欢迎你吗?你既然得不到曹公的罗致，那你就去投奔陈群、司马朗这样的大人物，庶几能在许都政界，谋一份立足之地。
他眼睛一翻，陈群是谁，司马朗是谁，我在许都能看得上的人，只有两个，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口气之大，出言之壮，让人咋舌，这就是曹操那个时代不以为奇的狂而且妄的现象了。年轻文人通常缺乏自控能力，轻则失衡，重则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