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杰
有人称我为香港第一才子？那实在是一个玩笑。现代的香港并不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中国传统对才子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要懂得琴棋书画、尽得风流，能当官、会享受生活，懂得游山玩水、识得收藏、有生活品位、认识人生……不胜枚举。才子应该悠闲一点，不用为柴米油盐担忧；才子应该富裕一点，但是又不必富可敌国，才子要有盎然古风，天文地理历史科学什么都能侃；才子的诞生更要有文化的氛围和气场，而如今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
20年前的香港有诞生才子的氛围与土壤，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一点点民国氛围末梢处的记忆——比如人们来往的书信，都用一点文言；人与人之间打交道，都懂得一些尊卑的礼貌，女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总是显得那么端庄……中国文化的精要就是分寸感，分寸感让我们过去的生活妥帖而舒服。
我父母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与我家来往的一些人都是民国时期的老报人，他们或许有堪称才子的气质，下笔有神，口若悬河，他们也许没有才子的风流倜傥，略微拘谨而木讷，他们与现在的媒体人相比显得那么老实、有爱国热情而重情义。
当时大家都是小康之家，住在港式的那种四层楼房子里面，冬暖夏凉，感觉那种房子和广州西关的旧房子一样。他们中有的是汤恩伯的部下，有人与梅兰芳有交情，有人是徐志摩的同学，大家在一起谈起过往，民国遗事是一段活生生的有生活味道也有画面感的历史，那就是我所说的氛围与气场，我觉得还好，我在那样的氛围中活过一点点。
英国世界观
在英国留学，在BBC工作，那段时间可以说培养了我的世界观。在BBC的平台上，有几十种语言在交汇，视野非常广阔。朋友同事之间的交流非常丰富。BBC的特点是不偏激，不猎奇，不追求独家新闻，只追求最准确的新闻。它有自己的传播哲学，而这套传播哲学与英国的科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历史”学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都属于文科，但是英国把“历史”作为一个科学来研究。通常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剔除很多情绪判断，不用形容词，故意不批判或者赞扬，只是客观地列出事实证据，让读者看过自己有个结论。
香港与英国相比，虽然香港人做生意精明可圈可点，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永远不能成为领导者、创造者、开拓者，而英国可以。原来不懂香港，觉得这是一个不中不西的地方。后来在英国念国际关系专业，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如何管理东印度公司，如何管理东南亚的书，才发现这是有渊源的。
英国人真是人类学家，他们从人类学、历史、文化、宗教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管理方法，他们对香港和印度实施的殖民地的教育完全不同的，英国人让香港人学英文只要学到够做生意的程度就够了，不需要你思考或者用英文来欣赏它的文学的妙处。但对印度不同，英国人想殖民的是印度人的“骨髓精神”，因此现在出了一些优秀的英语作家是印度人，比如我到印度同学家喝下午茶，看到的是全套的维多利亚式的排场，比英国还英国。印度有6000年文化历史，地方博大，因此英国要培养一个精英阶层，比英国人还英国人，去间接控制印度。当时连文官队伍才6000的英国人，控制着3亿人口，有300年时间统治印度，这期间是有很多学问可以玩味的。
专栏标准
专栏是香港报纸的一大特色，而我写了10年的专栏，天天写。
专栏三成是为自我满足而写的，每天的专栏就是一个表演的小舞台。在舞台上表演，当然要入戏，不然比较假而无趣，但同时也要投入有限，要做到既要忠于自己也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比例可以是三七、五五或者八二，总之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专栏当然不是个人日记体般的表达，所以写的时候没必要把一切都挖出来，掏心掏肺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