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读过朱天心的《击壤歌》，就会像我一样，对台大有莫名的向往：“穿着睡衣拖鞋坐末班公交车，在大雨中跳探戈、华尔兹，走罗斯福路一秒不停地运球回家，依在台大的尤加利树下，闭眼看那自称申东坡的附中男孩投篮……”
从桃园机场坐大巴，终于抵达台大的刹那，我摇下车窗，和低矮却精致的校门悄悄打了个招呼：“虽然第一次见，但是久仰了呢。”
这座城市和这扇校门，在情歌里循环浮现过，在小说里频频闪现过，在李宗盛和张艾嘉们的回忆里出现过，在三毛和白先勇们的叙述里出现过，在我的青春期里没消散过。
当地朋友问我：“台湾经济并不景气，你怎么还执拗地选了来这里做交换生？”有太多千回百转的理由，但话到嘴边，我只是戏谑着答：“对啊，被你们的作家歌手骗过来的。”
随处拣芳华
多年之后，当我想起台大，首先想到的会是每一个周五。这天只有一节课——《世说新语》。因为是十点的课，我可以慢悠悠地起床，去一家两代人经营的小吃铺子，买两个水煎包，然后背着两本厚书，提前半小时到教室——这种“大热”的课，常需要早到才能占到好位置，稍不留神，就只能坐在台阶上将就两个小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板书却狂放不羁的老师准时出现，讲“竹林七贤”的道德才情，讲古代贤士的进与退，也偶尔谈及自己的留学经历。在台大，我选修的课多是通识课或者概论课，难度算不上大，但这些课程给我的收获，远胜过原来那些熬夜写报告的课。
例如在人类学课堂上，老师会耐心地指导我们，学会直面每个人内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学习用文化相对性、历史特殊论、全貌观和比较观，来看待文化、族群、性别、亲属、生态，这让我开始质疑，开始摒弃，也开始相信。譬如在谈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老师阻止了我们一致却又轻飘飘的赞美：伟大的发现呀，联结了各洲呀，促进了文明呀。他把我们从这种被灌输的陈词滥调中打捞出来，让我们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站到黑人的立场上，甚至站到第一代欧洲移民——那些罪犯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一行为的深远意义。争论当然没有结果，有人坚持适当的牺牲是文明进程中的必要环节;也有人开始犹豫，反思文明的代价是否理所应当的那么惨重。然而这种犹豫正是老师要收到的效果，我们从斩钉截铁的抽象结论中走出来，真正进入了复杂多面的深邃事实。
在《中国史》这种很容易“过时”的课程上，年轻的助教很注重引导我们联系现实。讲到北宋中期国家陷入“无事可做，无功可记”的困境时，他用和蔼的语气问：“像不像台湾现在的状况？”底下一片笑声，他自顾自地继续说：“经济不好不坏，对外难以拓展，对内不能改善，知识分子想要参政，却很难参与到具体事务上去。”有学生接腔说：“对，龙应台就是一个例子。”于是，在这种转化中，那些遥远的落满灰尘的历史，和亲近的环绕周边的实际交叉了，让我们更能理解当时政治家的野心和无奈、抱负和犹豫。
台大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具有国际视野，老师大多拥有名校留学背景，还能一丝不苟地对待本科生教学——各种小考、大考、作业不断，完全不是我想象中“放羊式”的培养模式。小到学校网站以及各个教务部门的栏目设计、请假制度、课件的发布;大到校长遴选、教授的工资……全部公开化和规范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人性化，各种活动都会发邮件提醒你，校长发邮件祝你节日快乐，报告校务近况，宿舍还会发粽子和点心……这些温馨的细节，都是我在这个陌生小岛上的愉快记忆。
有幸识大家
那天我在微博上发了白先勇先生讲解《红楼梦》的照片，底下一片艳羡，有人问是公开讲座吗，次数多吗，能不能要一个签名……问得那么紧张，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只是一节寻常的文学课。
白先勇常年穿一件长袍，脸上常带笑意，讲话慢条斯理。他开讲《红楼梦》，固然有本系必修的学生，但也有外系旁听的同学，甚至有烫着卷发的中年阿姨，人挤得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一排排坐过去，没有人拿书占座，也没人“咔嚓咔嚓”地不停拍照。台大有天生的消化一切吓人事实和名头的能力，再享誉华人文坛的大家，到了台大，也不过是―位尽心教学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