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教学楼内有值班老师检查学生是否迟到，来晚的必须去主动登记并写明迟到原因，还要班主任签字，最后的考勤会影响“流动红旗”的去向。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第一节课，忽然窗户上趴着一个阴影，在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她开始敲窗户。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同学为了不给集体荣誉抹黑，愣是从教学楼外面爬上来了！这是什么精神，是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啊！里面的同学一点儿都不淡定，尖叫着帮她拔护栏外面的腿和鞋，幸亏那时候吃的都不太丰富，女同学们就算发育，也跟练过缩骨术似的，给一个缝都能钻进来。那堂是化学课，老师都已快到退休的年龄，哪见过这个场面啊，她转身写个公式的工夫，就从二楼窗户爬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孩子，她“嗷”的一声跑出去，估计到教务处汇报去了。班里的同学们万众一心保卫“流动红旗”，决不出卖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所以，在年级组长和校长进来之前，大家已经进入了学习状态，问谁，谁都不承认刚才的那一幕。化学老师眼里长时间保留着恐惧。
我们很抱团，不允许班里任何一位同学的学习掉队。我的物理成绩是最差的，因为我总是把公式用错，而且我打心眼里认为学这个没什么用。所以，我的物理卷子一般都是平心而答，分数基本随缘。某次期中考试，卷子发下来，及格的分数，老师用蓝色笔写成绩，不及格的用红色笔写成绩，打老远我就看见自己卷子上的红色数字了。我觉得特别自然，可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不愿意了，对于57分这样的成绩，她们认为一定能从卷面上找出几分，让成绩变成蓝色。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出了老师误判的4分。她们让我去找老师，我举着卷子把自尊踩在脚下，出发了。
老师一个月没洗的头发打着绺，一簇一簇闪着油光。我等他注意到我站半天了，才敢递上卷子怯生生地说：“老师，有一道题您判错了，您能给改过来吗？”老师一把拽过卷子，看了一眼我用铅笔圈起的题号，说实话，那个铅笔印儿都充满了谦逊谨慎，轻轻的，好像生怕稍微一使劲就能表达出对老师的不满。老师推了一下眼镜，把题上红色的大叉号改为对勾，就这么一下，我松了一口气。头发打绺的男人嘴角歪着，不冷不热的笑从里面渗出：“题是你刚才改的吧？”在他打开铅笔盒翻有水的蓝钢笔时，我抽过卷子，恨恨地对他说：“我没有！”然后夺门而去。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围拢过来，看我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很纳闷，当她们弄清原委，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了。之后的一个月，没人再关心我的那4分，但物理老师的自行车不是被拔了气门芯、扎了车胎，就是好好的车本来放在存车棚里，不知什么时候被扔在学校后面的河边。
我们的爱情启蒙老师是琼瑶、金庸，受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影响，班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大家在想象里编了好几遍，然后被传得轰轰烈烈。所以，“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两情相悦，在老师眼里是那么丢人现眼的事，但在我们心里，他们就是不向恶势力屈服的英雄。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很茫然，因为实在不知道这种神奇美妙的事怎么落到自己身上，于是大家开始迷恋体育老师，迷恋学校篮球队队长，迷恋留着分头的“四大天王”。反正就跟感情投入在一把墩布上一样，确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即便这样，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还是能制造点小忧伤，流点小眼泪什么的。除了学习，我们的闲工夫实在太多了，那时候连小班都没有，作业负担不重，连我这么内向的人，都闲到了给建筑工地义务搬砖的地步。
在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逐渐用琴棋书画来武装自己的时候，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跑到水上公园外的一片林子里打算拜师学武。影视作品里演了，想拜师就得天天去，用诚心感动师父才能得其真传。我按照电影里的情景找到一位白衣白裤白胡子的老大爷，他从第一天起就跟我说：“你早晨背背英语单词多好，学这个干吗？”我坚持了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师父”没扛住，留下一句“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再也没出现在小树林里。要不是有人说，某个凌晨在那儿发现了一对自杀的情侣，估计我还在寻找身怀绝世武功的师父呢。
最后我听了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的劝，买了一把木吉他，报了古典音乐弹奏班，从此走上一条特别文艺的音乐之路。后来我才发现，稍微有点文艺情怀的人，情窦初开的成功率很高，交的那点报名费也算值了。我们把抄得密密麻麻的歌词本互相传阅，还得用彩笔画点侉极了的大花朵装饰一下，那些靡靡之音似的歌词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当年成天背着一把吉他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我觉得连自己的背影都骄傲极了。
我的中学时代是最懵懂、最有趣的几年。那些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后来全都散落在天涯，也没了联系。但我回忆年少时光的时候，她们马上能来到我眼前，好像从来不曾长大、不曾丢失。
后来，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都该各自有了很丰富的故事了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