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妞忽然问我：“你上学的时候最想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最想当班长！”
“为什么呀？”黑妞一脸的不解。
我上学的时候别说当班长，就是能当个劳动委员，都是很光荣的事情。
“你们那时候的思想都有问题。”黑妞说，“有一次学校选班长，同学说，黑妞，你行！我说，傻瓜才当呢。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哪有闲工夫管别人！
“和你说这些干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你们那代人是该做什么的时候做什么，我们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不做什么。”
“除了当班长你还想干什么？”黑妞又问。
我说：“除了当班长，我最想写出一篇好的作文，然后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
“嘻嘻，”黑妞笑着说，“我的作文被老师念过。可却不是当作范文念的。
“记得老师让我们写的题目是《怒江的春天》。
“……怒江的春天灰不拉几的，草没有以前绿，鸟儿没有以前多，天也不蓝、云也不白。一台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我们经常去捉蚂蚱的草地不见了，上面盖起了工厂，烟囱里吐出的黑烟如扭动的毒蛇……
“……春天来啦，爸爸和妈妈总在争吵，就像窗外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儿，没有片刻安宁的时候。我一直站在妈妈这一边。新年的一天，爸爸打了妈妈，也打了我，爸爸抓住我的头使劲往墙上磕，血顺着墙壁流下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不久，爸爸扔下我们母女离家出走了……一阵又一阵冰凉的风吹过，春天就这样来啦……”
“许多的句子都记不住啦。”黑妞手里摆弄着《小说选刊》说，“教我们语文的老师长得可放肆了，像一块粗糙的石头。50多岁了，可能到了更年期。她竟然拿着作文去找我妈，把作文摔到我妈面前说：‘看看你孩子的作文吧。’我妈不识字也不会普通话。只看老师的脸色来判断我的对与错。老师笑了，我妈就认为我没犯错。老师绷着脸，她就认为我犯了错。我妈追着我打，我一边跑一边不服气地对着老师喊：‘这都是我看见的呀，我看见什么写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老师没有阻止我妈打我，而是拉着长脸说：‘作文要写得优美要有想象力，可你看见的都是什么？’
“我倔强地说：‘我看见的都是事实呀，难道你让我瞎编说谎吗？’
“更年期的老师被气得脸就像喂猪的水葫芦草那样青。
“结果我被我妈打得在地上滚。”
把志向说得很高远、把理想说得很伟大。牵强附会、硬性拔高、“假大空”是我们那时作文的特点。
“黑妞，你的作文有着自己的个性，那就是太真实。你写得很好。”我说。
“真的？你可别哄我，我不吃这一套的！”黑妞有些不相信。
我用力地点点头。
“气死我了，那我可白挨我妈的打啦！”
黑妞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可搞笑呢。张口闭口就给我们谈规矩和经验，说什么前人的经验，后人的明灯。一次她正讲得来劲呢，我在下面接了句——屁！
“老师听见下面有人说话，就在讲台上喊：‘谁在下面说话？！’我怕老师发现我捣乱给我妈告状，就用书挡住了脸。
“这时候，最后一排一个叫吴小良的男同学举手站起来说：‘老师，没人说话，是有人放了一个屁！’
“哈哈——我们笑得人仰马翻。
“吴小良的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他就像怒江里的石头，老师就像彪悍的江水碰上石头，顶多激起几朵浪，拿他没有办法。”
黑妞又说：“我们眼里的表率可不是你们那时眼里的班长，而是像吴小良这样的。”
我沉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