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衣，1960年生于台北，祖籍山东临朐，知名作家，同时也曾是台湾红极一时的校园歌手，平生还致力于动物保护与生态环保运动。生长在一个文学家庭，与姐姐朱天文、朱天心同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小说《旧爱》《青春不夜城》《孩子王》《再生》等，散文《朱天衣散文集》《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等。
成人后，偶遇一位女尼，抚着我的掌心说：“你的年少时期过得很坎坷呀！”这段批注全然颠覆了我对自己成长期的评价，自以为的多姿多彩，在命理师的眼里原来只值“坎坷”二字。
刚升入初中三年级，班里黑板上便大大地写着联考倒数计时日，每天有考不完的试、做不完的参考书，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家吃饱饭，便在书桌与床铺间挣扎，永远觉得睡眠不足，天天郁闷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不能直接到工厂当女工赚钱自力更生吗？”如此自哀自怜地熬了一整年，当联考结束，面对填报升学志愿时，我选择了再也不需要大考的台北工专（即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就读。
选择这所五年制的学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五专联招”考得太好了，不去读太可惜了，且听说学校全然是大学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可自己选课、偶尔穿制服即可，最重要的是头发长度可以不必再谨守耳根上一公分的限制，哇！能不再顶个丑到爆的“西瓜皮”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所以，我便如此欢欣鼓舞且不知死活地进入这所全是工科专业的学校就读（台北工专的课业其实是非常吃重的）。
新生训练时，才发现所念的化工科全班50多人中只有4个女生，而其他科系的女生更少，五年制的学生总数约两三千人，却只有52名女生，性别比例如此悬殊，女生炙手可热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开学没多久，各个社团全来拉人入社，年轻时的我全然不知如何拒绝别人，因此莫名其妙地加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社团，京剧、合唱团是我自己选的，至于其他育幼社、创新社、口琴社等，则是连社团成员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样让我拉不下脸来拒绝的是运动会的比赛，我这1.7米的身高，总让人误以为是运动场上的健儿，因此，在女生如此稀少、许多项目几乎无法成赛的状况下，我便成了学校主办单位觊觎的对象。首先是400米赛跑，对这个长度不太有概念的我问：“要跑多远？”我们女生总干事答道：“没多远。”脸软的我便应了，对方看我如此好说话，便乘胜追击游说我也参加800米比赛：“不过就是多跑一圈嘛！”
直至运动会当天，我才知道800米只有两名选手参加，另一位四年级的学姐还说是来陪跑的，想象一下两个女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含三专日夜间部至少有个三五千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绕着操场跑两大圈，多尴尬呀！而且跑到最后20米，眼看着那学姐从我身边直蹿至终点，“哎、哎、哎！她不是来陪跑的吗？”所以，那场比赛我得了个第二名。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独唱比赛一样找我去凑数，口琴演奏我也被找去伴唱，在没有麦克风助阵的情况下，要在四五十人死命用力的吹奏中突破重围，那简直和在战场上拼斗无异，一场混战下来，年少的我只知道掉眼泪，若换成现在，大概当场就会飙出一句脏话：“鬃！是谁发明这种玩法的！”
其他诸如此类的表演比赛也不少，一至三年级每学期所参加的合唱团大专院校比赛，任我们再怎么努力，仍然只能得到乙等奖，毕竟这样男女混声的合唱比赛，对女生资源不多的我们来说很是吃亏（几乎会唱歌的都被抓上阵了）。但自从我离开学校后，这工专合唱团却年年都得甲等。当时带别的学校参赛、后来成为我们“三三合唱团”指挥的老师做了如是解说—因为床上蹦出的那根弹簧给拔除了，所以搞了半天，我是那根蹦坏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