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快结束的前一个月，班上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信，一律都是手写信纸装在信封邮寄到系上，是一位老太太寄来的。
老太太是一位有着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姓刘。我本想把信扔掉，可是看到信里附着老太太的照片，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照片里就是一位中国人脸孔的老太太，穿着平常的衣服，坐在日常的背景里，完全不像是演员应征用的照片，一点戏剧感也没有。
这张照片倒让我觉得有点儿亲切，于是我把信看完了。老太太的信上说，她想演戏，想了一辈子，可是从来没有机会。
她嫁给一个大男子作风的中国人，生了5个孩子。她把孩子们养大以后，丈夫又中风了，她就继续用她的人生照顾丈夫。直到丈夫去世，她终于喘了一口气，却同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快到了尽头，她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她的5个孩子当中，有两个愿意照顾她。但她的孩子都不能理解妈妈最后的愿望—老太太想自己出钱，拍一部她一个人主演的电影。
我本来觉得，既然这是一位老太太人生的最后愿望，如果完全弃之不顾，也未免太残忍。可是学年将尽，功课忙得焦头烂额，搁着一下也就忘了。
直到有一天，我们班有一组戏在UCLA的医院里拍，我是麦克风操作员。我们正在走廊上打灯，谁也没注意现场出现了一位坐轮椅的病人老太太，她躲在一大堆灯柱后面，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镜头位置。灯光师一直吹毛求疵地埋怨灯光，搞得我们自己都有点儿失去耐心了，这位老太太却还是看得很入神。
我渐渐地注意到了这位老太太，觉得有点儿面熟，想了半天，想起来她正是寄信给我们全班的那位华裔老太太。
我放下麦克风，上前跟老太太做自我介绍，想不到她虽在美国生活，倒说着一口很流利的中国话。
“唉，我也知道寄信给你们，大概也不可能有回音的。”她说，“你们拍片都是认真拍的，哪里有可能用我这样一个从没演过戏的老太太当主角。”
我听了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问候她的身体状况。
“唉……”她又叹了一口气，“医生说我下个月可能喉咙就发不出声音，我这一生说的话，就算说完啦。”
我本想安慰她两句，但这时导演下令开始拍，全场忙了起来，我也赶快过去操作麦克风，等我再想到刘老太，她连轮椅带人已经不知被谁推走了。
我想到她说，她大概只剩一个月还能说得出话。我盘算了一下，她就住在南校园的医院，我们就在北校园，所谓让她主演一部短片，无非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出动摄影班，去拍一拍、录录音、剪一剪，大家分摊一下工作，又不用我们出钱，这么方便的事都不出手，说不过去吧？
我拉了莉莎和麦锁门，一起去医院找这位刘老太，聊聊天。
我们找到刘老太的病房，她正望着一些发黄的旧照片出神，看见我们，她很兴奋，拉我们坐在病床边聊天。
我问刘老太：“我们如果真的拍一部你主演的片子，可是拍好以后，可能没有机会放给很多人看，这样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