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雪莉·透克的文章，开篇讲的是她的朋友——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在洛杉矶街头经常成为追星族们的目标，大家纷纷拿着手机要拍照。他对自己的粉丝相当客气，但拒绝和粉丝合影，而是要和粉丝攀谈：你的音乐口味？喜欢我的哪段小品？有什么意见？……粉丝们的狂热劲儿一下子褪去许多，也谈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只好带着没能和名人自拍的失望离开。
雪莉·透克以研究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个自我》，都是聚焦于计算机对工作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自我形成等方面的影响。2011年她出版的《孤独地在一起》，则是探讨移动通信技术对当今这代人的冲击。她用阿兹·安萨里作为例证来阐述自己的主题：阿兹·安萨里主动和自己的粉丝们对话。难道这些粉丝蜂拥而至，不就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吗？但他马上发现：粉丝们要的不是和他互动的经验，他们要的是记录，即用手机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影像。
自拍的功能就在这里：用摄像机标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时刻，而不惜为此打断我们生活的经验本身。久而久之，经验已经不重要，甚至干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个镜头存入手机就行。
那么，为什么大家对用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如此着魔？因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靠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并把这种记录分享，似乎就是没有生活过。其实，这种通过自拍记录下来的，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顿。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了正在从事的活动，对着手机自我“冷冻”成形，中国人还特别喜欢伸手打个“V”字。于是，大家不停地自拍、传送、分享。
这些活动，不仅在教室、会议中进行，还侵犯到剧场、餐桌、葬礼，以至于情侣约会时也会各忙各的短信。奥巴马在曼德拉的葬礼上和丹麦女首相施密特热络自拍，惹得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脸愠怒的照片，曾在媒体上走红。
可见，自拍如同病毒，不仅侵蚀孩子，也袭击成人。反省一下，我大学毕业后，一向不太热衷到处留影。特别是旅游时，即使带着相机，往往也没有心思拍照，注意力多在当时的经验中。不过，有了网络后，我也仿佛中了毒，特别喜欢拍照，然后上传到微博分享。散步、跑步、骑车、爬山、扫雪、种地……越来越离不开相机。
分享什么？貌似分享的是自己的经验。其实，这是在分享自己之没有经验。特别是跑步、骑车等，往往是训练休息日的摆拍，并非真正进行这些运动时的照片。毕竟，几十公里的征程不能奢望有人追着给照相。当然，这还不是自拍。我依然不用手机拍照，只能说染上了近似自拍的毛病。不过，自拍也好，他拍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所记录的，都是我们生活消失的时刻。
一篇宏文，不可能用一个长长的句子写成，中间不免充满了句号。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停顿，人们用以庆贺自己走过的历程。但是，只有句号，没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只有停顿中的庆贺，没有真实的历程，则不能称其为人生。再说远一点，苏格拉底上街，是和人们论道，由此留下的智慧，2000多年来依然让人类受用不尽。如今人们上街，拿着手机随处自拍，所见证的，则是自我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