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长见他越说越离谱，还想解释，被白幼明制止了。白幼明说：“老人家，今天是我上任第一天，您头一个来找我，是咱爷儿俩有缘！我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爹妈跟您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如果一定要我给您一个破案时间表，我还真没那个胆量。不过我可以对您说句实话：如果在我的任期内这个案子还破不了，离职前我到府上负荆请罪，您看这样行不行？”
老人临走时撂下一句：“这才像个公安局长说的话。”
当时，对白幼明这番表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在“作秀”。这么多年，走马灯一样换了好几任公安局长，每一位公安局长上任后都亲任专案组长，都抓过这个案子，结果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前几任局长中不乏刑侦高手，几乎都是刑侦队长出身，你白幼明不见得比别人高明，却要大包大揽，这不是惹火烧身吗？持这种看法的多为业内人，他们当然不会当面说，但白幼明能看得出来。白幼明唯有一笑，他说：“真有那么一天，我失去的无非是当官的脸面，而老人失去的是骨肉亲人，法律失去尊严，政府失去公信力，负荆请罪又算得了什么！”
另一种看法则是不“给力”。持这种看法的多为媒体人员。当天接访现场来了不少报社和电视台记者，他们认为白幼明的话太“山寨”，缺乏掷地有声的力度。一位电视台女主持人当面发问：“作为一名公安局长，在作出某项承诺时，一般都会选择‘破不了此案我不当公安局长’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你仅仅承诺负荆请罪。请问，你是底气不足还是有意给自己留条后路？”
面对美女主持咄咄逼人的发问，白幼明一字一句地说：“我的话不够‘铿锵’，你们当记者的听起来不过瘾，我能理解。我是这样想的，干部任免是组织部门的事情，我这个公安局长当不当，不是我自己说了算。而负荆请罪，公开向被害人亲属赔礼道歉，这是我能做而且应该做的。我不能为了取悦视听，就用些不切实际的大话、假话来糊弄老百姓！”
当晚，白幼明谢绝了为他举行的“接风”宴会，主持召开了履新后的第一次党委会。会议议题只有一项：为“4·17”命案诊断把脉。
会议一开始就遭遇冷场，党委委员们都沉默不语。这样的会议这些年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每次都能找出一堆问题，提出一堆措施，最后都不了了之。习以为常，大家都烦了、倦了。怕白幼明太难堪，党委副书记刘武承只好抛砖引玉。
刘武承是分管刑侦的。案件发生时，他还在一个远离县城的乡镇派出所任副所长。等到上调县公安局，已经是“后4·17时代”的第四任刑侦大队长了。这位十四年前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搏斗，身中五刀鲜血喷涌还追出一百多米制伏歹徒的孤胆英雄，此刻同样感到迷惘。刘武承接任刑侦大队长是2002年，“4·17”命案发生的第八个年头，所以曾有人戏言他是“第八个铜像”。也就是这一年，“4·17”命案升格为公安部督办案件。上任后就遭遇一个“部督”，刘武承感到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刘武承嘴上不说，心里却较上了劲：就是磕断满嘴钢牙，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那些日子里，他调阅了所有能收集到的有关“4·17”命案的勘查记录、询问笔录和侦查报告，请教了历年参与办案的所有民警，走访了大量关系人和知情人，还几次率队长途奔袭，到广东、河北等地外调，结果却令人沮丧。“4·17”这个数字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吐不出。刘武承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耐和无力。有人说他这是自寻烦恼，也有人说他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这些话听起来不无道理。案子不是发生在你任上，你尽力了，也交代得过去了，何必上赶着替人家擦屁股？退一步说，案子破不破，跟个人的仕途升迁并无直接联系。这几年，趟过这潭浑水的，哪个不是该升官的升官、该立功的立功，何必硬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美国联邦调查局够厉害了吧？他们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也不过百分之四十。
三年后，刘武承被任命为局党委专职副书记。县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下达时，刘武承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党委分工时，刘武承主动提出，自己还是干老本行，分管刑侦。一个单位的专职副书记分管业务，刘武承算是开了先河。大家都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他的请求一次通过。阵虽陷，旗不倒；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刘武承！
在会上，刘武承把这些年来围绕“4·17”命案所做的大量工作做了一个归纳。这些事情，有些是他亲历的，有些是他的前任经手的，他仅是原原本本地陈述，不加评论。但是大家都听得出，他的语气里充满着不甘和自责。
年4月18日，专案组根据不久前嫌疑人从打工地广东佛山回来的情况，决定派一个小组赴佛山追捕。当时，整个上林县公安局只有四部车，而且没有一部能保证不会半路抛锚。局长没办法，向县长反映情况，县长亲自出面，向计生委借了一辆丰田面包车。计生是“国策”，他们的车不是随便借的，交车钥匙时人家就定死：三天为期，不管抓没抓到人都要原物奉还。局长专门请计生委的主任副主任吃了一餐饭，好话说尽，人家才答应宽限到五天。
第二天一早，追捕小组如期出发。当晚二十时，白圩派出所所长接到佛山一位知情人的长途电话，说发现了黎旭雄的踪迹。局长急了，因为无法跟还在途中的追捕小组联系！当时手机还不叫手机，叫“大哥大”，属于奢侈品，全局只有局长有一部。公安对外联系只能靠总机接转的固定电话，除此以外每个科室有一台无线对讲机，但出了上林地界就玩不转。前往佛山的五名追捕队员中，只有带队的刑侦队长有一台传呼机，但途中也无法复机。
直至4月20日早上，追捕组才打回第一个电话，说刚刚到达佛山，比原计划晚了半天，原因是这辆车不争气，在云浮修了几个小时。司机也不熟道，跑了一段冤枉路。局长顾不上批评他们，让他们立即跟知情人取得联系。中午，追捕组打回第二个电话，说联系上了，但知情人根本没有见到嫌疑人，只是接到嫌疑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借钱，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局长当即指示追捕组在佛山守候，并设法通过当地电信部门查出嫌疑人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人是否到了佛山。4月21日，追捕小组再次打回电话，说人没有等到，电话是查出来了，是从广西宜州市打的，时间是4月19日十三时十五分。
嫌疑人在宜州出现，有点儿出乎警方意料，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广东方向。局长二话不说，开上自己那辆二手“蓝鸟”， 带上临时组织的追捕二组直奔宜州。同时通知一组继续守株待兔，防止嫌疑人杀回马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