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蔽日遮天中，她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丈夫、陈潭秋、项德隆（项英）、施洋、林育南等革命青年热情似火投身运动的身影。他们或已牺牲，或还在坚持战斗，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乃至以身殉真理，这是多伟大的一群人啊！这些崇高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钻入混沌许久的脑海中，燃起了她心中斗争的烈火，唤起了革命热情，要追随共产党，打跑日本侵略者。于是，她将儿子托付给娘家人，只身前往汉口寻找党组织，为丈夫心中固守的真理和那个向往的光明世界继续奋斗。在那样的世界中，穷人的孩子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病了有药医，这会是多好的世界啊！这种念想占据了她的全部内心，成为支撑她的动力与人生的全部意义。是的，冥冥之中，她接过了丈夫高举的旗帜，这让她勇气倍增、无所畏惧。
陈桂贞起程了，她乘坐的船只经过乌龙江，徐徐驶向波涛汹涌的闽江口，19年前跟随丈夫离开家乡的情景映入脑海。那时候，她是带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模糊期盼，身边更有着爱人的亲密陪伴。如今，天人永隔，但她心中对幸福生活、对光明世界的模样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义和更加坚定的信仰。离开闽江口，船进入烟波浩渺的东海，又途经长江，一路向西，奔波两个多月，陈桂贞终于回到了当初与丈夫并肩作战的武汉。
然而，此时的武汉，还未从一场有史以来最为致命的洪水之灾中恢复过来。陈桂贞不知道，1931年的这场大水来得汹涌，是中国近代史上受灾区域最为广泛、历时最长、灾情最为严重的一场百年浩劫。全国各地河水泛滥，中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受灾，死于溺水、后续饥荒和流行病的更是超过200万人，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其间的武汉三镇灾情尤为严重。
当陈桂贞穿梭在昔日繁华的武汉街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末日般的景象：大量的房屋因浸水而倒塌，满城尽是废墟;一路上，洪水退去后的泥泞混杂着下水道中溢出的污水，整个城市弥漫着可怕的恶臭;幸存滞留的难民数以万计，无数在洪水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哭泣着沿街乞讨，稚嫩的脸上弥漫着对饥饿和霍乱、痢疾等水传疾病的恐惧。
陈桂贞挽起裤脚，扎起头巾，捂住口鼻，强忍住惨象帶来的悲伤继续赶路，渴了就讨口水喝，饿了勒紧裤腰带，这样终于到了曾经居住的刘家庙附近。她发现那些简陋的木楼或茅草屋尽数倒塌。地势稍高处，大段的铁路路基和铁轨也已被洪水毁坏，铁路工人们正奋力抢修。陈桂贞找到一个认识的工人，打听义姐妹的下落，得知其中一个叫王梅仙的义妹已搬到附近山头暂住。她又连夜找寻，终于在山头一处芦苇和毛竹搭建的难民营里碰上了面。多年不见，物是人非，两姐妹抱头痛哭了一场……平复心情后，王梅仙问道：“瞧你，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这天下大乱的世道，你一个人来这做什么？”陈桂贞淡然一笑，避而不答，只向妹妹打听当初参加罢工而又没有被敌人发现的骨干下落。
第二天一早，在王梅仙的带领下，陈桂贞终于在汉口一个小街巷里找到认识的党组织成员。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半裹脚的瘦弱妇女义无反顾，独自循着丈夫的足迹，跨越万水千山，千里迢迢到汉口，只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这一路上要经历多少波折坎坷与未知的危险！这名党组织成员感动得哽咽许久，但郑重考虑后，他还是决定狠下心来劝陈桂贞回乡：“嫂子，我敬佩您的勇气，也能体会您的赤诚之心。目前的形势更为复杂，国民党反动派与反动军阀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东北下手了。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仅仅是原先的资本家、地主老财、洋人买办了。您还是先回乡，把烈士的儿子抚养长大，这是您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啊！您千万要保重身体，等待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一定会去找您的！”“儿子我已托付于人，让我入党吧，就算是洗衣做饭、端茶送水，或者传传情报啥的，我也能为革命尽点力啊。”陈桂贞哀求。一旁的王梅仙见状，也苦心相劝：“桂贞，革命需要东奔西跑，我们跑也跑不动，枪也拿不动，上战场倒是添乱了。康儿已经失去爹爹和姐姐，不能再没有娘了。听我们的，还是回去吧！”陈桂贞听完默然不语，想要坚持，却不知该说什么。
入党未果，陈桂贞没有埋怨组织，她知道党组织是为她着想，而王梅仙这里因为遭了洪水，自身生活还没有着落，也不便久留，陈桂贞只好抱憾返回，但心中对光明的坚守与期盼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