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雨，厕所湿滑，坐便器滑倒了，杨仕春一下摔倒在便池里。他自己爬不起来，陪着来的儿子太小，拉不动他，哭着跑回家找妈妈。艾丽跑来一看，杨仕春满身粪便，一脸无奈，她赶紧跑回来，拎来热水替他擦洗。
对于艾丽来说，每天的日子都是类似场景的重复。为了省下买煤的钱，她怀着孩子还去山上砍柴；为了补贴家用，她在菜场摆摊卖菜，在药厂一天洗几千个瓶子，每月挣364元。直到现在，她还开着个小卖部维持生计。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样的日子实在太难了。可每次艾丽让杨仕春向组织反映困难时，杨仕春总是那句话：多少人都死在战场上了，我们已经不错了。
学医是杨仕春失去双腿两三个月后就有的想法，“想在学医与学无线电修理之间选一样。”“当时你刚刚为国家失去了双腿，就没想到国家会养你一辈子吗？”记者问。
杨仕春笑笑，“但我还想让嫁给我的那个人过得好一点，就想学门手艺，想学个不用腿就能做的手艺。”
杨仕春决定学中医。
那会儿，杨仕春对中医一窍不通。当时，他在老家疗伤，于是决定就近拜师。他先是到县医院排队，不看病，专看医生怎么治病。时间一长，医生发现了，他干脆表明身份，当面请教，不再“偷师”。
他家与县医院之间有段山路，坡多弯多，他每天骑着残疾人车奔波其间，坚持了整整4年。
1992年，杨仕春带着妻儿返回部队，满指望能用自己的医术为官兵服务，没料到，按规定，当医生必须得有医师执业资格证，而这个证需要医学专业大专以上文凭。
杨仕春决定考大学，并立即付诸行动。白天，他到地方医院临床学习；晚上，他自学高等院校医学系课程。
1993年3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迎考的杨仕春患了肺结核，咳嗽吐血。
治疗肺结核需要增加营养，邻居看杨仕春一家过得实在艰难，就送给他家一只鸡。艾丽把鸡炖好后，给两个孩子盛了几块，可孩子们想着爸爸的病，不肯吃。她把鸡汤送到医院，杨仕春却一口汤也舍不得喝，他说医院吃得好，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让艾丽把鸡汤带回去。
看着瘦得不成样子的丈夫，端着一口没动的鸡汤，走出病房的艾丽忍不住失声痛哭。
1993年9月，杨仕春以浙江省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中医学院，成为一名普通大学生。
但杨仕春显然又不普通。当时，他们班的教室在五楼，杨仕春装着假肢，上下楼梯特别不方便。但对经历过生死的他来说，这些困难都已是小儿科。读书期间，为补贴家用，他还利用课余时间骑车在杭州城拉客人，别人的车收5元一位，他收两元一位。
“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这是张海迪说的。我接到上班通知那一天，对这句话的感受是铭心刻骨。”
1995年，杨仕春以全优成绩毕业，取得了中医学大专学历，拿到了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当年1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吃晚饭的他接到师里的通知，让他第二天到师医院上班。
“那一刻，我才真正觉得自己不是废人了！那一天，是我的重生。”电话里，杨仕春的声音从哽咽到抽泣，最后号啕大哭。
当了医生的杨仕春尽情地“享受”着“奉献的幸福”、“给予的幸福”。
他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还经常帮有事的同事值班；他不要照顾，坚持和其他医生一样查房；汶川地震的伤员到浙江治疗，他主动跑到伤员所在医院，结合自己的经历，为伤员做心理疏导……
对于幸福的定义，各人的理解不同。按一般的价值标准衡量，杨仕春是不幸的。但杨仕春却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他心里有“四比”：与长眠地下的英烈相比，我还有一条生命，没有理由去争名夺利；与战场上双目失明的战友相比，我还能看到这精彩的世界，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与负伤高位截瘫的战友相比，我装上假肢还能走路，没有理由向组织伸手；与那些牺牲战友留给家人的不幸相比，现在我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没有理由不知足。
这“四比”支撑着杨仕春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今天的杨仕春最深刻的体会是：能被别人需要着就是幸福，能为别人做点事就是幸福。
看25年前侦察排长杨仕春的照片，英武黑瘦，一副硬汉模样。今天的军医杨仕春，白白的，笑眯眯的，一脸平和。
他告诉记者，自从断腿后他只哭过3次。
记者提醒他，艾丽说还有一次。那时大儿子才几个月大，杨仕春独自在家照看，儿子哭了，他想去拿个玩具哄哄，结果摔倒在地爬不起来，正好艾丽回家看到了这一幕。
“那一次只流了泪，没哭出声，不算。”电话那端，杨仕春的回答干脆、简洁。
一脸平和的杨军医依然是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