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和汽车，据说是目前中国人拥有的最大私有产权。许多人忧心忡忡，说房子才70年大限让这种私有产权不稳当。许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对这种不稳定的产权也望眼欲穿，为了拥有，几乎不惜牺牲一切。
我则提出“裤子产权说”：如果你大学毕业时的裤子日后穿不进去了，这条裤子就不再属于你了。怎么没有人担心自己对这条裤子能拥有多久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人们越来越只用一把尺子衡量生活：买了什么牌子的车？买了多大的房？人家有了那个，我有了没有？但都忘记了另外一把尺子：你为得到这个东西，究竟失去了什么？
是更想拥有房子，还是更想拥有自己的裤子，这确实是个选择。如今房奴、车奴充斥于世，越来越多的人为房子和汽车活着，这充分反映了这种单一价值观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很多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忍受没完没了的加班，心里惦记的就是早日有车有房。若是没有这些，自己岂不永远当草根？
记得2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题目叫《单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文章从梭罗讲起，实际上是讲新婚之后我们夫妻二人的生活状态的。在我看来，当你买任何一件自己不真正需要的东西时，就开始接受这个东西的奴役了。比如，我购买了一双时髦的旅游鞋，立即在家庭财政上戳了个窟窿。为了补这个窟窿，就得拿出时间去挣钱，哪怕是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这等于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换这双鞋。所以，你买这双鞋时必须想一想：这双鞋究竟有多重要？
买双鞋能把家庭财政戳个窟窿？确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况。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是我在中国社科院拿的200多块钱的死工资，无房无奖金，两人在北京很难过下去，要靠我的稿费补贴。妻子则英文、日文俱佳，当时正赶上外企大举进军北京，机会多多。记得有一次，一家工厂的日本专家到达，找不到翻译，无法工作，请她去帮忙三天，一天100块，比我的月薪还高。在那年月，这算是挺吓人的报酬了。别人听了也颇为艳羡：怎么不多干点？
她从不多干。理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青春减价出售。我们结婚时一无所有，但都知道自己还年轻，要用青春追求新的生活，即出国留学。当时留学比现在难多了，不拿全额奖学金连签证都拿不到。而我们决定走这条路时，英语几乎要从头开始学。所以，我们很明白，要尽可能把青春全部投入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廉价拍卖。100块一天的工作确实令人羡慕，但是，我们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20年后，我们在外面建立了自己的事业，那时回首今天的青春，当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刻，难道就100块一天给卖了？如果20年后你一小时挣1000块的话，想想这是多么赔本的买卖呀！所以，不卖，不卖，坚决不卖！
当然，生活要维持，必须的工作还是要干的。但是，如果我们除了食物外基本不消费，穿旧衣服，那么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去工作的需要，把青春最大限度地留给了自己。就这样，我们闷头四年，妻子先被耶鲁大学的博士课程录取；缺乏英语才能的我，得以混了个家属的资格跟去，因为在旁听时小有表现，很快也成了那里的学生。想想都是多亏青春没有贱卖，留着给自己长了点本事。
到了耶鲁大学后，我先是家属，后来读硕士课程，免学费，但无奖学金。那时她拿的全额奖学金，其实比当地的最低生活线还少几百块，我们两人一起用。那时也有些校内打工的机会，一小时能挣到八九美元或十美元，我们也都在没有办法时干过一点，但只要能维持生活，就不会干。道理还是那个：青春不减价拍卖。
在耶鲁大学的日子，也许是一生求知生涯最珍贵的一段。多少比我们优秀得多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难道就一小时十美元给卖了？记得来美国头几年，我的衣服几乎全是街上邻居搬家清理旧货时买的，比如十美分一条的牛仔裤，尺寸不对也勉强凑合着穿。有一次走在街头，碰到一个要饭的，他冲着我伸手。我一眼就看到他拿着一桶果汁，那牌子是我舍不得买的名牌。我心里不禁哼了一声，当时脑子里转的话，要翻译成今天的语言那一定是：“你丫也配跟我装穷？”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生活，几乎是能多当一天穷人，就多当一天穷人。一无所有的状态，其实是最为富足的。当然，我们从来没有忘了锻炼身体，对裤子的所有权决不肯放弃，乃至有些朋友感叹：你们可真有工夫！如今年过半百，最为庆幸的还是：青春有价，没有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