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一直找不到事做，也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那时候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为了躲避父母的唠叨，和邻居的冷嘲热讽，除了吃饭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几乎都是躺在床上，躲进被窝里翻着那几本杂志，杂志的内容几乎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有一天，一个很久没有来往的老同学林一凡到了我家，说是特地来找我的。我心想，就我这样子还有人找我，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懒洋洋的走出房间说了句：“有事说事，没事，就别妨碍我睡觉！”
林一凡看我这副模样笑了起来，我被他的笑声惹恼了，说了句：“笑什么笑！”说完，我一甩袖，转身就想走开。
林一凡赶忙拽住了我的胳膊，说：“老同学，我找你，肯定是有事了！是好事！”
“好事﹖”我摇了摇头，自打我出生到现在，我还真不知道我的人生里头还有好事这两个字。
“难不成你就真的想一直窝在家里，当个蛀米虫呀﹖你就不想到外面去找份工作﹖我就不信，你会心甘情愿的象个老年人一般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过着无梦无理想的生活！”林一凡在我的面前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的话，看来，他是有备而来的，至少，是知道了我目前的狼狈状况。
我看了他一眼，半开玩笑的说：“好象我还没吃你的吧﹖好象，我还没打着拐杖，去要饭吧﹖好象我跟你不是很熟是吧﹖”
“哦，不不不，我找你，真的是想介绍个工作给你，而且，这份工作也非常的适合你！”他赶忙解释着。
“行！反正，我也就这副模样了。看什么时候﹖”我问。
“现在行不﹖”他问。
“也行！”我说。
我进屋拿了几套换洗的衣服，就跟他走了。
我们的车在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又拐进了偏僻的山路，山路坑坑洼洼，一路颠簸着似乎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抛出来似的。终于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来到了L市郊区的一座老房子。房子周围似乎没有多少户人家。
我整理好自己住的房间后，他便带我到四周围转了一圈。
我心里隐隐觉得他做的是见不得光的事，可我无所谓，反正，我只是无用的废人一个，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有事做、有钱赚，能不饿死就行。
晚上，我开始跟他们一起学排版，帮忙印刷一些发票之类的各种票据，他们开玩笑的对我说：“我们是地下党，是地下造钱厂。”我笑了，问：“你们又不造假币，怎么是造钱厂了呢﹖”他们呵呵一笑道：“我们造的票据，比假钞还值钱！”我模棱两可的一笑，不就是张票据吗﹖看着那一张张盖着公路局或税务局的票据，还有结婚证或身份证或户口簿或毕业证……这里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百证大本营。
我在那里暂时呆了下来，因为，我会雕刻，偶尔还帮他们刻几枚印章，那时候，还很少人用电脑，排版、印刷大多都是用手工来操作，这里的人员连我总共才五个人，有时候，我也会跟林一凡出去送货。我们一般都选择在人少而且偏僻的地方交易，有时也会到果农的果林里的小房子里碰面。当然，也会在城市的各个阴暗的角落里送货。我们的原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款清。
我浑浑噩噩的在这个地方混了大约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有一天，一个老师傅在没人的时候，对我说了句：“年轻人，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呆的！”我问：“那你呢﹖你怎么还呆在这呢﹖”老师傅说：“我也要回家了，就在明天。”
第二天老师傅真的要走了，走之前还特地拍着我的肩说：“听我的，早点离开这！”
我默默的望着这个连名字都叫不出的老师傅，看着他背着简单的旅行包，头也不回的离开我们走了。
过了一个礼拜，我借口家里有事，也悄悄的离开了。
没多久，听说我的老同学混得有车有房，开了大型的一家印刷厂，还娶了个漂亮的老婆，后来，又听说，工厂出事了，他被抓了，还判了刑，他的老婆卷款跑了。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坐着轮椅来找我的，才三十来岁的年纪，头顶就剩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看起来，就象年近五十的模样。他说，他现在是保外就医。在监狱里，他得了急性脑病，因为脑神经的原因，导致他的两条腿无法站立，我留他在家住了一段日子。
我其实还是很感谢他，让我上演了那一部荒唐的戏，可我还是更该感谢自己，能幸运地脱离戏剧里的悲剧。
所以，我决定要给当初自己的行为打个优良。至少，最后我还是没有迷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