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个夏夜，怀孕的母亲在地里干完活后，觉得肚子疼痛难忍，但她还是一步一步挪到家里。刚走到卧室门口，便疼倒在地上。结果遇到难产，生了一天一夜，我才在接生婆连连的哈欠里，呱呱坠地。母亲一看又是一个女孩，自己先自愧疚，休养生息了一个星期，便包了头巾，下地干活。
在我出生的那个月，远在北京的一个女人，提前很长时间便向单位请了产假，在家里静养保胎。在各种营养食品都吃遍之后，我的朋友驰终于在医生手术刀的协助下，降生在锣鼓喧天的尘世。因为是家族里的第一个男孩，从爷爷奶奶到外公外婆，无不将他视为掌上明珠。我在连水果罐头都没有尝过什么味道的时候，驰已经吃腻了凤梨、山楂或者苹果的罐头，也玩够了变形金刚，翻烂了许多本连环画册，又在每天六点半的时候，盯着电视机看黑猫警长。
我和小伙伴们曾经在硕大的棉花堆里游玩，也曾对着空旷的粮库高声呐喊。至于那些河流，小的煤矿，军工制衣厂，更是我们乐于探险的风水宝地。而那时的驰，时不时地，就跑到我在课本上才能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去放风筝，或者坐着父亲的吉普车，威风凛凛地四处兜风。
我与驰，就这样在相差巨大的环境里，毫不相干地成长着。我像田间地头的一株草，哪怕被人无情地拔出，只要根上还黏着土，照样又能在阳光下抽枝展叶，生机勃勃。而驰，则是城市里的一栋房子，生来就代表了尊贵和优越。风再猛，雨再大，躲进去，便是温室里的花朵，无须为生计奔波劳碌。
18年后的秋天，我与驰，相遇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我们一前一后地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书学习。只不过，我为了能够来到北京，需要比驰多考出近一百分的分数。我们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我尽力地要向更高更远处奔跑。而驰，却出乎意料地，朝着我来时的方向兴致勃勃地走。我们在北京，结成互助的驴友。他带我游走故宫、长城、三里屯，我则拿着我们小城的地图，告诉他，哪里是我常去的山，哪里是我爱游的水，哪里又有满山的桃花和无人采摘的野枣。
我一直以为，让我惶恐无助自觉渺小的北京，不会多么热情地将我这个乡下来的丑小鸭挽留。但我，并没有在它的冷淡里，赌气，转身走开。我被一种莫名的东西推着，挤着，不由自主地，朝北京的最深处融入。我在毕业的时候，为了能留在北京，与一家毫无保障的私人公司签了约；我一次次频繁地跳槽，试图找到一份最稳定的工作。
而这时的驰，与我一样，走走停停，换了许多份工作。只不过，他每一次辞掉工作的原因，都是因为挣的钱足够开始新一轮的“游山玩水”。我曾经问他，难道没有想过，在城市里买一栋房子，安一个温暖的家？驰笑着说，可是这一切，我父亲都早已为我安排好了，我所做的，就是用自己挣来的钱，多出去走走，或许何时累了，就会回父母为我买下的房子里去。不过，现在，还是趁着年轻，多颠簸动荡两年，我可不想为了孩子老婆，早早地就牺牲掉自己的自由。
我一直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走到驰的前面去呢？当我在贫乏的生活里，拼命地想要物质满足的时候，驰早早地便厌倦了一切；当我为了美丽的北京梦，在宿舍昏暗的走廊里深夜苦读的时候，驰却可以在晚上10点之前，喝杯新鲜的牛奶，上床休息；当我连电脑的键盘都小心翼翼不敢触摸的时候，驰早已十指飞扬，在网上开设了自己的小店；而当我为了能够真正地打到北京的内部去，在人才市场上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争一碗粥喝的时候，驰却背起了背包，开始了在山水间游走的惬意旅程。
后来的某一天，我在北京的一家外企的办公室里，再次遇到了驰。我们彼此笑笑，说，你好。而后，我坐在办公桌后面，微笑着问驰，为何要来我们公司应聘？驰说，东游西逛了这么多年，我想我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我的家，我不能依靠父母一辈子，而父母为我准备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的。
就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和驰，其实一直坐在同一辆车里。只不过，驰坐在能够看得见风景的位置上，而我，却坐在晦暗的角落里。而今，命运终于将我们的位置重新调换：我可以看得见北京的天空和天空中自由飞翔的白鸽，而驰，则在逼仄的角落里，看清了自己昔日的位置。
而那游走在城市与乡村路口处的命运，它原来一直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