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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天，医院妇产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说有个艾滋病人要住进病房。这个消息在妇产科顿时炸了锅，开会时院长在台上没人敢吭声，可等会一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这天，医院妇产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说有个艾滋病人要住进病房。
这个消息在妇产科顿时炸了锅，开会时院长在台上没人敢吭声，可等会一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不行，万一感染了谁负责？”一些医生也有意见：“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他病人感染怎么办？”
嚷归嚷，最后病人还是住进了产科病房，“艾滋病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是本院的一个科研项目，这次连编号都是院长亲自来挑的：特护病房“19床”，说是图个吉利。然而，当护士长给这床分派护士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最后，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刚从卫校毕业三个月，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现在还是如履薄冰。第一天的护理内容是“抽血”，我知道血液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所以，我除了戴口罩帽子穿长袖，还特意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推开病房门，我先探着头朝里望了望，然后硬着头皮说：“19床，我来检查啦—”，这时只见“19床”靠在床垫上，腆着临产的肚子，微笑着看着我进来。我以为得这种病的人，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一打量，发现她很普通，头发短短的，宽松的裙子，平底黑襻扣布鞋，脸颊上布满蝴蝶斑，一个标准的临产孕妇。
“你好！”“19床”彬彬有礼说道。我心跳如雷，僵硬地笑了笑，然后拿起针筒，大概是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而把血管刺穿了，病人疼得眉毛都跳了起来。我手忙脚乱地拿针管吸血，又拿来棉球，小心翼翼，不让血迹沾染到自己的身体上。清理完毕，再抬眼看看病人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
“谢谢你。”“19床”轻声说道，声音温和而恬静。
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对值班的李医生说：“哎，这个‘19床’，怎么看也不像得那种病的人呀？”李医生反问我：“那你以为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把我噎住了。李医生把“19床”病历递给我：“你看看吧。”
翻开病历一看，“19床”运气是真不好，她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30岁就升了副教授，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她遇到一起车祸，需要紧急输血，谁都没想到这次输血竟“中”上了艾滋病毒，直到她怀孕做检查时才发现被感染。可怜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研究表明，“艾滋妈妈”生产的婴儿，受感染的概率轻者百分之二十，重者百分之四十，而且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
当天下午，“19床”的丈夫就来了，这在妇产科又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一个艾滋病人的丈夫会是什么样子？我怀着好奇心，装作查房，走了进去。“19床”坐在床上，把腿搁到对面坐在椅子上的丈夫的身上，慢慢地梳头发，从头顶到发际，悠然自在；丈夫帮妻子轻轻揉着肿胀的双脚。阳光从窗户溜了进来，斑斑点点地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这时，他们更像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孩子像谁？”丈夫问。
“我呀，”妻子娇憨地撒娇。“皮肤不能像你吧？”丈夫呵呵地笑，“看你的小脸都成花斑豹了……”
我整理着床铺，听着这一对夫妻细语呢喃，心里不断泛酸，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赶紧走出病房……
“19床”每天必须服用多种药物，控制 HIV 病毒的数量，几乎每天都要抽血、输液。两条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密布。我手生，常常一针扎不进，可“19床”却没发过一次脾气，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笑。护理一个多星期，我渐渐喜欢上她。有时候，我还会为她买几支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她的床前。
“19床”的胎位正常，不过为了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方法，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的到来了。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19床”31岁初产，又身患艾滋，所以病房上下都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进入临战状态。
“19床”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的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已攒了厚厚一叠。
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的生育年龄偏大，又带病在身。
她并不在意我的唐突，笑了笑道：“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她抚摸着向日葵，半晌方道：“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了。”
我的心情颇为沉重，病房里出现死一般的寂静。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要保大人，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我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天夜里我值班，“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排在第二天上午，可就在凌晨，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响声，我猛地坐起来，一看牌号，是“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地奔向“19床”的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面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打开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
“19床”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慌乱的神色。原本胎盘可以屏蔽和过滤艾滋病毒，但一出血，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她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住配合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下了床挪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她不管不顾，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实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19床”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的孩子！快救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19床”的手和脚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李医生闭了闭眼睛，不忍心下手。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王牌医生”脸上，看到这样近乎绝望的神情。
手术刀迅速地在“19床”对麻醉不起反应的肚皮上划切下去……“19床”握住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含混不清、低哑却绝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地颤抖着，痉挛地颤抖着……她的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地往下掉。
终于，胎儿取出来了，由于脐带绕着了颈部，那张小脸给勒得发紫。几分钟后，“19床”身体开始松弛，而这时，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昏睡过去的母亲听到了这声音，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
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才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踝处都已经磨出了血。而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一阵阵剧痛。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三天后，她就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永远离开了人间……
庆幸的是，那孩子 HIV 原体测试为阴性，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例子，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来采访这个健康婴儿。我在清理“19床”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有字，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署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
我第一次感到后悔，这些日子来一直叫她“19床”。
孩子出院的时候，我把信交给那个爸爸，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孩子好像也知道妈妈走了，在一个劲儿“哇哇”大哭，可一当我把那张画着美丽太阳的图画在他眼前晃动着，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兴奋地伸出手挥舞着，似乎要抓住这封信……
艾滋妈妈，是否触动你心灵最深处？快把这篇故事分享给您的亲人朋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