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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金定
父亲节那天，尽管网上早就开始提醒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我还是忘了问候父亲。写完稿子突然想起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家乡与重庆时差四十分钟左右，知道此时父母早已休息了，于是就没有打扰二老。
匆匆洗漱后准备休息，可本已疲惫的我，却躺在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有一双双手，又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就是我父亲的双手，一双曾震撼我的心灵，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十几年来时常浮现的双手！
世代农民的父亲，虽斗大的字认不出几个，但却一直想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就半商半农做些小生意。在我久远的记忆中，每年的农忙一结束，父亲总是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手摇“白糖鼓”卖“白糖”。“白糖”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其实就是麦牙糖，也是四川的“白麻糖”。记得父亲卖的“白糖”，都是我们家里自己熬制的。现在，我虽已记不得父母当初是怎样熬制“白糖”的，但据有关资料介绍，“白糖”的熬制工艺好像还是比较复杂的。而“白糖鼓”，又是我们儿时最好的玩具！
后来，父亲不再卖“白糖”了，就改行去“下三府”补套鞋、修雨伞，好像是三叔带的父亲。那时出门住旅馆、买车票，都要凭介绍信。大人们都识字不多，我这个读小学的居然也派上了用场，每次父亲他们出门前，我总要给他们填写介绍信，地址就填“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于是，我猜想父亲们说的“下三府”就是“杭嘉湖”地区了。现上网一查，才知道“下三府”果真就是“杭嘉湖”地区。“杭嘉湖”地区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闻名于世，可见当时的生活之富庶。
再后来父亲们去了东北，虽然还是补鞋，但却已是“半机械化”了。记得那时父亲们总是半夜出门，徒步走到离家不远的牧屿买补鞋机。虽说“不远”，其实也有二三十公里，因是徒步，买来补鞋机挑回到家里，往往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将补鞋机的大轮子拆卸掉，装进旅行包后又小心翼翼地在补鞋机的四周塞满软布皮革，又开始去东北补鞋了。据说补了一年后回家时，那台补鞋机居然还能卖出比新买时还高的高价。这个时候我已不只是为父亲填写介绍信了，最高兴和最荣耀的是给父亲及叔叔们写信。于是，我也知道了一大串的北方城市：大连、沈阳、哈尔滨、海拉尔、佳木斯、齐齐哈尔等等。
大概父亲是很吃苦的，每次出门没多久总是寄钱回来了，过不了多久又寄一次，令好多人眼红。最眼红的可能就是邮递员，每次父亲寄钱回来，母亲或我找来私章去领汇款单时，总是被那个凶巴巴的邮递员莫明其妙地训斥。有时一下子找不到私章，稍慢了一点点，邮递员就会大发雷霆。后来，我们一见到这个邮递员就怕。
邮递员可怕倒也无妨，更可怕的就是领导干部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卖“白糖”也好，补套鞋也罢，父亲当然也就成了“投机倒把犯”，好像还挂过牌，挨过批斗呢。还有几次，竟将作为我母亲嫁妆的两只箱子搬出门外，打开箱门，向邻里展览。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反正说我家里居然还有几斤毛线！当然，我也能从邻居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歧视我们，反而却有一些赞赏和羡慕。
是的，在外人的眼里，我这个“投机倒把”的家庭，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谁知，我母亲却常常独自流泪。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生产队里没有劳动工分，就意味着分不到粮食。哪怕父亲总是在农忙过后才外出，但好像总是还差工分，生产队开始分粮食时，我家里总是分不到，全家人常常挨饿，母亲为此经常流泪。后来分到粮食没有，分到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只记得每年总要去外婆家住一段时间，不知跟家里缺粮有无关系。父亲还有个恶习，那就是好赌。父亲在外辛苦挣钱，母亲在家省吃俭用，可每年回家过年时，父亲总是无日无夜地赌博，不仅要输光家里的所有钱，而且还要借债，每年如此。父亲也少不了为赌博而挂牌挨批斗。共2页，当前第1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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