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迷茫、职场的紧张有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也许你现在就需要郑必坚，有影响力的理论家这样一篇励志故事
富顺才子的名校之旅
1932年5月，郑必坚出生在四川富顺。
富顺地处川南沱江之滨，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因盐设县。富顺除了盐业外，值得称道的就是文庙。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选派太常博士、着名学者周延俊来富顺任知监，努力兴教化、办学校，培育士子。在他任职的第六年，即庆历二年(1042)，富顺终于出了第一个进士。于是，人们集资在城南建成一座文庙，主供孔子，时称“文宣王庙”，并在庙内立石质“雁塔碑”，用以刻录全县历次中试者的名字。此后，历任富顺知监均热心教育事业，亲任儒学教授，常在从政之余来庙内为生员讲课，于是文风大开。宋代在雁塔碑上刻名的进士即有67人之多。明成祖永乐年间，富顺文风日盛，教育事业发达，入学中举者逐年增多，有明一代，赴京会试中进士者达139人，因而获得“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美誉。
出生于才子之乡的郑必坚，12岁时前往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后转学天津耀华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原名南渝中学，由着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周恩来曾在该校读书。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此会见张伯苓、柳亚子等各界名人；抗战期间，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常来母校探亲访友。“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各校被日机炸为废墟，部分师生内迁来渝；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华西的着名学府。建校以来，南开中学培养出了周光召、朱光亚、张存浩、邹家华等一批杰出人才。
天津耀华中学的前身是天津公学，成立于1927年6月，是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为争取华人子弟上学的权利而创办的。有相当多的学生已成为国家栋梁。如郝诒纯、张金哲、梁思礼、周南、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女士等。
1950年，郑必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当时，全国高校都在兴起一种教改，即在大学兴办“实验班”，将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合并压缩，一气呵成地读完。中国^民大学政治学系就开办了这种“本硕连读班”，而郑必坚由于成绩突出，被选拔到这个班。
1954年，郑必坚毕业后留校任教。
胡耀邦的秘书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中国人民大学许多老师到了一定的时候都进入了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干部或者智囊。郑必坚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后，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77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郑必坚任该编辑委员会理论组副组长。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他作为高级理论研究人才被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邓力群赏识，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研究员。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郑必坚曾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什幺?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新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1984年10月20日，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为“商品经济”正名，意义重大。这个《决定》的起草颇费波折，原定的起草班子开始总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框子，虽几易其稿，邓小平和胡耀邦均不满意。后来，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决定把参加起草过《决议》的郑必坚加入编写队，另外还增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等人，并将起草小组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涧青。经过这样的调整，《决定》才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模式，改变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编辑《邓选》和整理“南方谈话”
1992年4月，从中宣部副部长位置退下来的龚育之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4万多字的邓小平讲话读书报告。这篇读书报告，《解放日报》连续3天用4个大版才连载完毕。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在学界引起了震动。
龚育之，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他早在1952年就已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和冲击。1988年3月，他回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直到1991年9月卸任。龚育之作为资深理论家，利用赋闲机会把邓小平的着作和各种场合的讲话系统阅读了一遍，写出了大量读书报告。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着名的南方谈话，震惊世界。龚育之又加以补充，形成了上面所述的长篇读书报告。在报告中，龚育之呼吁编辑出版新的《邓小平文选》。
199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接到邓小平办公室通知，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时，邓小平挑选刚刚上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和龚育之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担任编辑组负责人，同时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若干同志参加。
邓小平指定郑必坚为《邓小平文选》编辑组的负责人之一，充分体现了他对郑必坚工作的肯定。
《邓小平文选》编辑组正式成立了，郑必坚又遇到了龚育之和逄先知两位老朋友。
从20世纪50年代起，郑必坚就与龚育之—起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起到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后来又一起被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7年，他们又一起调到中央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由于经常一起参加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交往较多，彼此间情谊深厚。
郑必坚与逄先知也不陌生。逢先知在1950年初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进入中南海，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纸杂志等，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7年，后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由于都是中南海的笔杆子，他们工作间的往来很多，十分熟识。
邓小平把郑必坚、龚育之、逢先知三位笔杆子整合到一起，保证了《邓小平文选》的编辑质量。
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工作，1993年9月2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终于定稿。12月9日清晨，邓小平起床后，让秘书请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三位笔杆子来家中合影留念。合影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信笺上写下这样几行字：“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三同志对于邓选，特别是选集的第三卷出力甚多，故相约合影，以为纪念。”这张照片和这件题词后来收录在《邓小平年谱》中。
胡锦涛访美的前前后后
2003年11月，71岁的郑必坚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改革与开放论坛理事长。这个位于友谊宾馆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大约有40多名专家，研究内容涵盖了内政、外交、文化、历史的诸多方面，是一家非官方研究机构。观察家注意到，郑必坚作为中国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和智库精英，与新上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关系密切，由他主持一个非官方组织，适度释放政研信息，宣传中央执政理念，疏通对外管道，是中国新领导层明智的选择。
2002年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后，郑必坚出国会见外国政要的级别越来越高，外交意味更为浓郁，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对外动作。
2005年6月，郑必坚率领6人代表团密访美国，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等要人，历时11天。
在美期间，郑必坚除会见赖斯和哈德利外，还与老布什在他的家庭度假别墅共进午餐，甚至还会见了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桑顿也在家中为郑必坚举办了聚会，郑必坚回答了美方人士提出的诸多关于中国和平发展方面的问题，一直待到很晚。郑必坚给当晚在座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斯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盖斯纳主动提出要把他引见给财政部长斯诺。
郑必坚告诉美国政治家，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是对内和对外的伟大改变，中国从来没有、也没有想威胁任何人。他说，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也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两者实现了同步发展，互利双赢；中美关系也已从过去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变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中国领导层对于和平发展进程中已经遇到的和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十分清醒，中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中国和平发展所做的只是“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幺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美国梦”；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欧洲梦”；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不想做“苏联梦”。
郑必坚此行成果丰硕，沟通了中国新领导层与美国各界的关系，为即将上场的胡、布会见营造了友好的气氛，也为胡锦涛主席访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当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北京，与胡锦涛主席进行小范围会谈时，两人越谈越默契，最后干脆推开了事前准备好的会谈提纲，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随兴交流。后来布什本人还通过其华裔联邦劳工部长赵小兰多次强调，已经把胡锦涛当成自己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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