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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家庭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
“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
以前人们夸一个孩子，经常说“家教好”，现在这个评价用得越来越少了。家长们说得更多的是孩子“奥数拿过冠军”、“外语口语是多少等级”。在评价孩子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人格的成功标准，却渐渐忽略了自然人格的流露。
可我依然很喜欢“家教”这个词，因为它是一种耳濡目染，是一种长期的人格养成。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孔子提出一个人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讲家庭教育；第二阶段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说的是社会教育；第三阶段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你前两个阶段都完成了的话，就可以去学习文献知识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在学校接受了很多年教育之后再去接受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呢？往往被我们牺牲掉了。
传统中国人接受的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土地教育。孩子春天撒着欢儿地玩耍，夏天在河沟里游泳，秋天掰玉米、摘土豆回来烤了吃，冬天换上新棉袄放鞭炮、贴春联、过大年。四季的循环，在农耕文明里清晰展现。因为崇尚多子多福，每家每户都是大的拉扯着小的。一个馒头热气腾腾地出锅时，可能要掰成四块，每个孩子吃一块。这就叫分享。
我们现在的孩子，远离了“分享”这个词。家里的水果，都是爷爷奶奶剥好了、切成块、用叉子喂到孩子小嘴里，说：“多吃两块，你还得练琴去呢！”从一人捧着一块馒头在阳光下玩耍，到现在的锦衣玉食、叉子叉在水果上送到嘴边，我们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进步有它的社会标准，但进步也有它的心灵标准。有时候我们只欣喜于得到的东西，却忽略了付出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知识，但付出的却往往是一个孩子快乐的能力。
拿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来说，我们童年的游戏方式就有着天壤之别。我小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的胡同里，女孩流行玩砍沙包和跳皮筋。橡皮筋一角钱可以买一大把，然后我们一根一根地把它们套起来，连成一根皮筋，从脚踝到腿弯到大腿到腰间到肩膀，可以一直跳到“大举”。那时穷有穷的玩法，而且我们的玩法很公平，哪一方输了绝对不允许耍赖，谁跳坏了谁就得下来撑皮筋。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现在，我们小区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滑板车、一副轮滑鞋，孩子们滑到面前，彼此打个招呼又散开了。他们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群体游戏的环境。滑板车和轮滑鞋给了他们一种自由奔跑的速度，却缺少了大家都必须服从的规则。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长大了容易耍赖？因为他们小时候处于规则之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跳皮筋、砍沙包都是和同龄人一起，你要是耍赖，人家就不和你一块儿玩了。所以我们会自己解决规则认同的问题。再来看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是好孩子、乖孩子，但他们在玩的时候就缺失了这种规则的协商和认同。当所有的孩子都踩着滑板车在速度中独往独来时，他们怎么能懂得牺牲和谦让？
家教是一种伦理的认同，也是一种规则的认同。家庭教育是让孩子从小就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一种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自觉。这种服从是伦理的服从，规则的服从，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为什么很多考上大学的高材生，却总是磕磕碰碰、与人有那么多冲突呢？到了念大学时你再告诉他们什么叫作“规则”，已经晚了。
我们都懂得“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往往很混乱。一方面我们教孩子要尊重老人，另一方面老人却在伺候孩子；一方面我们告诉孩子要尊重他人、服从规则，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依然唯我独尊；我们嘴上告诉孩子要艰苦朴素，但在行为方式上，还在给孩子买很多奢侈品。
“言传不如身教”，相对于行为的强大，思想和语言往往是苍白的。我的女儿也是独生女，她两岁时，我们就告诉她，姥姥有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吃药。所以她养成了习惯，每次吃饭前刚拿到筷子，她就说：“姥姥，吃药！”她会明白她对姥姥是有责任的，有了责任会觉得很光荣。我们以前带她出去玩时，她都会带一个布娃娃，说那是她“妹妹”。但是到了4岁，出去玩她就不带她的“妹妹”了。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要腾出手来扶我姥姥啊！”
今年春节我带她去丽江玩，女儿第一次去养鸡场捡鸡蛋，感觉特别新鲜。回来后她一手握着一只鸡蛋，吃饭时也攥着不放。我们都笑她，“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放下。就这样，两只鸡蛋颠沛流离地跟着她回了家，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换鞋，她就扑到姥姥怀里说：“姥姥，我给你带回来两只鸡蛋！”那一刻我心里挺惭愧的，因为我顶多想到给我妈妈买些土特产，但没想过不花钱还能给她带回来什么。那时我就在想，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心中有没有牵挂。
一个从小懂得牵挂别人的人，长大了才可能被别人牵挂。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今天的我们常感到人越来越像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越来越失去了属于每个家庭的烙印。“烙印”这个词的英文是“brand”，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品牌”。企业要有品牌，其实人也需要有品牌。人的品牌不是指你拥有几亿资产，拿到了多么高的学位，或是有多么显赫的地位，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家族烙印融入社会，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印记去对抗过于规范化的“流水线”。
家庭教育输出的终端产品，是“态度”。我女儿4岁时，在手工课上做了一个花篮。有一天她“哐当”一声把花篮摔了，花篮的一个角摔出了一个三角口子，她“哇”地哭了。我说：“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让花篮比没摔破时更漂亮！”我们又是剪又是贴，她还用彩笔画上颜色，最后，我们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篮。她和我说，“妈妈我懂了，哭是没用的。”我听了很欣慰。让我郁闷的是，后来家里每逢打坏什么东西，她都特别高兴，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让它比没坏的时候更好看！”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再做成比它没坏的时候更好，我们的底线只能是不让它更坏。这是一种生命的修复能力。一个人一辈子会遇上什么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是修复生命的能力，却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
我们做父母，要培养孩子掌握自我修复的能力，要传递给孩子一种态度，让他们明白该怎样去面对挑战。如果你告诉孩子：“我会把你呵护得好好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打破花篮。”这就是谎言了。孩子不仅会打破花篮，还会打破他们自己，会撞得头破血流。这时候就要看他们有没有一种能力，像修复花篮一样把自己修复得更好，这种能力，我觉得在4岁时告诉他们，并不算太早。
现在，社会上关于成功学的教育太多了，我们几乎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我始终认为，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成长是一个过程，成功是一个结论；成长是相关于生命的评价，成功是相关于社会的评价；成长是一个内在的系统，成功是一个外在的体系。我更希望孩子注重心灵、注重自我、注重人格，而并不是那么在乎外在的标签。
我非常喜欢“成长”这个词。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两个人的爱情要成长，一个群体的建设、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要成长。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成长”是最健康的力量，也是最恒久的力量，它不依附于外在，而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儒家讲“君子日三省乎己”，是在“反省”中不断成长。道家讲的“道”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应该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吗？一个人过分热闹了，就被社会的标准绑架了；一个人不独立了，就放弃了自由；一个人失去了周行不殆的能力，就停滞了。
中国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人到六七十，难道就不要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吗？如果一位80岁的老奶奶，能够跟孙子学着玩游戏，能够试试孙女的新裙子，能够跟孩子出去郊游，我相信这个老人一定是幸福、快乐的，因为她仍然保持着成长的力量。
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看重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尊严和自由。其实人这一辈子，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延展自由。无论多好的职业、多好的爱情，一旦侵犯到尊严和自由，就会产生冲突，甚至出现新的选择。作为父母，我们不应该用任何好的名义去剥夺孩子的尊严和自由。
我相信尊严与生俱来，它不是被父母赋予的，也不是可以向任何人乞求的，一个人的尊严是他（她）自己的选择。我记得女儿5个多月就在选择玩具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个人取向。她的周围堆着各种玩具，但是她爱玩的只有一样——空药瓶子，她喜欢“咔啦咔啦”起劲地拧瓶盖。我们家的阿姨就从她小手里抢过瓶子说：“这个不好玩，你还是玩电动娃娃吧！”可是我女儿把电动娃娃推到一边，顽强地去抓那个瓶子，继续痴迷地拧瓶盖。我后来去咨询儿童心理学专家，他说那个阶段正是孩子的手指开始学习精细化动作的时候，拧瓶盖这个动作对孩子小肌肉的发育大有益处，可比玩电动娃娃好多了。所以，我们认为昂贵的电动娃娃更好，这只是成年人的标准。孩子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不该粗暴地剥夺它。
我们的社区经常会举办孩子们的游艺比赛，有一次我女儿去玩，得了很多奖券，可以兑换玩具或是家庭卫生用品。之前她都是换气球的，但那一次她特别犹豫，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要气球了！”那时候正闹“甲流”，她就选了一块洗衣皂。回家以后，她一天十遍八遍地提醒我们：“你们洗洗手吧，那个肥皂是我带回来的！”家里的洗手液都不能用，洗手全用她拿回来的洗衣皂，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的手都特粗糙！但是我们觉得要充分肯定她的劳动，因为她牺牲了自己的气球，她在为我们着想。“尊严”关联着“责任”，她有这种意识，觉得能为别人做事很光荣。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
除了尊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指标是“自由”。很多人问我，你这么主张自由，那你教你的孩子背诗词吗？我说我当然教。（励志名言 www.gushidaquan.cc）可我不是让她手放在背后一本正经地背诵，而是她在踩着滑板车跑时，我们俩大声地背诵；是她在浴缸里泡着、打着水花时，突然饶有兴趣地提议说：“妈妈，我们背首诗吧！”
她背诗，我从不限制她如何使用和想象。我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使用诗词是在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回来，问她：“你想妈妈吗？”她冷不丁地说了句：“路上行人欲断魂。”她背诗居然能“活学活用”！她喜欢把我们的大床当蹦床，有一回她爸爸说：“你别蹦了，都把我们的床单蹦破四条了！”谁知她一边蹦，一边高声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把她爸爸噎得瞠目结舌。
后来她竟然开始给人讲诗了。杜甫的《春望》，我听她给别人讲过一个特别“雷人”的解释。她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说的是杜甫他们那儿地震了。国还在，但是震破了；山河也在，但是走样了。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地震太厉害了，大家很伤心。”听着她这个地震版《春望》，我想我没有办法纠正她。她3岁时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惨景，4岁时看到玉树地震，后来她又看到日本海啸地震，她知道地震是一种苦难。所以我想，那就让她这样解读吧，长大了老师会给她讲“安史之乱”的。
女儿从小就在解构经典。但是我没有纠正过她一次，因为我觉得，她可以胡说八道的年华还有多少呢？我很留恋她可以胡说八道的自由。她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她认为她有阐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可能到她读小学时就要被剥夺了。我认为小孩子在思想上的自由期持续得越长越好，这样等他们长大了，还可以保留一些突破常规的思维能力。
有一次女儿坐在床上看唐诗，正好那个标题的字她都认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她像见到老朋友似的点点头说：“哦，这也是王维的。”我就教她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讲到一半，她说：“王维的诗，也不是都好。”我说：“怎么不好了？”她说：“不押韵。”我一看，还真是不押韵。到了晚上，我正在漱口，她突然摇头晃脑地感慨：“李白这个人，写诗还是可以的。”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起码比王维押韵。”我后来一想，李白的诗不管多么清浅通俗，还真都押韵。我发现她能讲出一些我没想到的道理，因为我讲诗词讲了那么多年，对大家难免心怀敬畏，却也失去了一个小孩子对诗词的遴选标准。所以，现在经常是她给我讲诗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愿意呵护她这种自由的权利。
让一个人有尊严、自由地成长，是我们的一种期许。有时我看着女儿练琴、跳舞或者画画，我就很欣慰。我一点都不求她在专业上能有多大成绩，她只要能在里面找到一种快乐的能力，就够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缺少艺术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疲惫不堪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寄托。我女儿酷爱画画，碰上别人过生日、送礼物，她都说：“我给你画幅画吧！”口气就跟齐白石似的。她现在还不会写作文，但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她可以用绘画记录旅游日记。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她有自己的表达，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因为没钱而被剥夺，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本事让自己快乐起来。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一种审美的眼光，而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同一种功利标准的筛选。我们越来越成功了，但是我们失去了成长的力量，失去了那种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漫步时心灵上的愉悦。
“成功”，或许是一个评判人的标准，但只是成长中的一部分标准。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套综合、多元的标准体系。一个人，只要生命能成长，就一定有未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对料事如神的老酋长很不服气，有一天他捉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鸟放在身后，问老酋长：“我手里的小鸟是生还是死？”他想，你要说它是活的，我手指一捻就掐死它；你要说是死的，我手心一张就让它飞起来。凭什么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一定让你错一回！结果，那位睿智的老人只是宽容地一笑，他说：“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关乎生命的成长。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