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如果十八大后不收手问题仍然蔓延，腐败增量遏制不住，未来势必形成新的腐败存量，历史的逻辑将再次重演，制度建设将再次因为妥协于现实而无法落地。如果说反腐败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那么就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逻辑主导反腐制度建设的未来。
从中纪委和各地纪委的通报、中纪委监察部的官网以及所属各种媒体的报道看，十八大后不收手的案例，除了那种个人利欲熏心、欲壑难填之外，最突出的特征还是权力的蛮横霸道、一手遮天，难以制约和制衡。天津那位“武爷”武长顺，在巡视组调查这个中管干部的情况时，虽然举报踊跃，但多数举报人却不敢接受约谈，总觉得“背后有把枪指着自己”。因为武长顺作为直辖市公安局局长的特殊身份，巡视组最担心的问题也是安全。腐败官员手里的司法权力沦为对付不满的老百姓甚至是巡视组的“私器”。
也就是说，虽然十八大后总的反腐态势是形成了巨大的威慑，但具体到“关键少数”身上，由于多年失去制约和制衡造成了权力失控，“被围猎”和“搞围猎”的劣质政治生态尚未得到根本改观，被查处的大概率本身还难以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其行为逻辑。
顺着“坚决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个惩治腐败的重点，顺着遏制腐败增量这个核心目标，很自然的，纪委系统的改革也继续朝着增强独立性、加强异体监督来深入进行。据新华社报道，近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中办印发了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副书记，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以及中管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的办法（均为试行），目的就是要增强“纪委监督权的权威性”。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负责同志具体列举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顾忌太多，很少有发现和报告同级党委问题的;有的地方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严重缺失;有的地方纪委领导对反映同级党委领导干部问题的同志说“你不要讲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的纪检干部与腐败分子搞利益共同体，搞猫鼠一气。
由此看出，反腐中十八大后不收手问题的凸显，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纪委的宣传报道中，都最终指向了围绕纪委系统进行的体制内权力重整。上述3个文件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