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王晓明教授梳理了现代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思考。在他看来，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对“霸权体系”有过依附，除了大国地位的自我认同外，还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自身情况不同，无法走西方的成功模式。
而这，已然暗示了万隆会议之后，亚非国家在寻求发展道路上的分野。
事实上，作为非常松散的一个“精神共同体”，亚非国家在1955年后，虽然确实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与美国、苏联各自代表的两极世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但一些国家仍然无法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仍依附于美苏所代表的两极世界。按照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理论，资本主义边缘的这些国家，只是政治上、军事上被庇护，在经济上仍处于被剥夺的地位，难以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与此相比，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它可以考验，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依附任何霸权体系的话，到底可以走多远。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60年来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
万隆会议只是宣告了“亚非人民站起来了”—大家强起来，富起来只能是以后的事情。把亚非国家聚在万隆的是被殖民被压榨的共同惨痛经验。但万隆会议并非是国家间的联盟或大家具有相似、相同的社会制度，也没有经济上的高度联结。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甚至在制度上、文化上找不到共识。如何把大家整合起来？“万隆精神”是一剂粘合剂。但在世界体系中，大家对共同命运的意识，仍依赖于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这样的概念。
毛泽东主席所阐述的“第三世界”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统战理论”。亚洲之外，它把万隆会议的遗产，扩展到非洲、拉美所有国家。中国无疑一直是这一“统战理论”的受益者。
60年过去了，很难认为亚非一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已经说明了一切。但经济上的“独立”是指什么呢？阿明给了一个指标，“选择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很多情况下，接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赋予其群众性的内容，推行社会进步性的改革、土地改革等，还要推行大型企业贸易的国有化”。
看上去，这个指标，分明就是以中国为样板。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选择走自己道路的模式，确实对亚非拉很多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对世界的未来担当
60年前，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两条你死我活的竞争的道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模式。从当时看向未来，人们尚不知道世界最终会怎样，谁能胜出。万隆会议提供了另一条或多条道路的可能性。比如说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有阿明所说的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突然间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占到了分量最重的一极，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当时，人们以为资本主义从此就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福山用“历史的终结”把这一点表达得相当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