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让我们回到大地和岛屿，让我们用每一根绿草、每一声婴儿的啼哭把被掏空了的空间重新填满，让空间和时间重新成为你我生命和溪流飞鸟的延展，而不是凌空的霸权确立控制的维度。
我对印度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价值？
在完成《全球猎身》（2006年，中译本2011年出版，王迪译） 之后，我时不时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对印度的理解当然远不如印度学者深刻细致，也不可能比受过系统印度学训练的国际学者全面，我的工作能对深化我们对印度的理解起什么作用呢？如果说是为了了解世界，在这个资讯过剩的时代，翻译、编辑的效率显然会更高。
我在1998年开始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并没有多想具体的贡献，而是要对“西方学者研究世界，中国学者调查家乡”的学术格局做一个“逆动”。“世界”和“家乡”的差别，显然不仅在于空间上的分工，或者范围的宽窄，而在于世界研究贡献普遍性理论，家乡研究提供具体素材;前者提供看问题的矿灯，后者好比挖煤的矿工。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不尝试去以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之外的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世界视野，不可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逆动”的姿态，现在看来似乎成了中国崛起的大势下的一个“顺动”。过去15年间，中国民众和政府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到中国模式，就是要强调中国不仅要被世界主流承认，而且要以自己的姿态进入主流，甚至改变主流。
我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吗？大潮下的交错潜流
毫无疑问，我们对世界的研究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单线进化的过程，其背后有多种因素，而且彼此经常互相矛盾。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的交错。
从1970年代末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美、日、欧、东南亚开始，市场是中国进入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谓“加入国际大循环”。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他当时出访东南亚，主要是针对中苏对立下的越南问题，核心考虑是军事冲突和边境安全。他在出访前加了新加坡一站，很可能是被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