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新加坡之旅可以被看作是作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在亚洲终结的象征。一方面，跨国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新加坡模式，即去意识形态化的、严格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单位但又积极加入国际市场的、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治国路径，成为主流。1989年之后，为了冲破西方的封锁，中国外交非政治化、市场主导的趋势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大量涌入的外资成为形塑中国经济甚至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给中国知识界和政府带来了极大震动。我曾问过一名当时在华盛顿的高级外交官，克林顿对北约炸馆到底知道不知道？他的回答令我吃惊：“就算是他知道，我们也只能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要说白宫当时知道这一计划，那就意味着是美国对中国的宣战，而以中国的实力，这样的认定将把中国带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背后的含意是，究竟什么是事实并不重要，事实是在权力关系中才获得意义，与其追究事实，不如发展实力。
在民间，这两种进入世界的路径想象—市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角逐激烈化—也互相交错。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基本动机和运作方式都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认为只要让利到位，经济共赢，就不会有大问题，但出去之后才知道情况复杂，受挫后转身寻求国家支持。所谓“中国不高兴”，“愤青”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空前深化同时发生，并不矛盾。
这两个进入世界的方式看起来很不一样：前一种是以对既定世界格局的接受为前提，以进入这个秩序为目标，后一种反对既定格局，以取而代之为目标。但这两种方式又基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想象，即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和霸权（美国）、有一个决定性的运行逻辑（贸易加强权），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和世界的关系。这一想象依循特定的认识路径：它的出发点是一个总体性的“大格局”，即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这一“格局”定义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然后根据这样的“关系”来理解各个“国家”的政策，而国家内部的多样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内部的多样边缘群体，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了。捕捉变化着的世界
人类学者的实地调查，也许是对这样的进入世界的思路的逆动？
实地工作者迈了左脚迈右脚、坐过汽车换渡轮，对世界做贴着地面的理解。逆动不是决意的逆行，也不是刻意的逆反，而是要引入一分犹豫、要多一刻的反省、想象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同时要用细节说话、用自己真正能够理解的材料为基础思考。实地调查无法从抽象的格局出发，而只能从具体的人—不管是埃及的商人、巴基斯坦的阿訇、秘鲁的游击队员、纳米比亚的矿工—出发，从他们日常生活的忙忙叨叨里分辨出种种社会关系和制度的身形，再从这里看到国家、捕捉世界。走到境外的某些中国企业常常郁闷不解：既然和你们政府都说好了，把地方上的显要也都打点好了，你们怎么还闹？肯定有幕后黑手。但是，也许这些村民对土地、矿产有自己特别的理解呢，也许他们真的觉得现金不那么重要呢，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地方政府一直有意见，要借反对外资来给政府施压呢？
不对世界的具体构成做紧贴大地的分析，“美美与共”、“和为贵”甚至“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不仅对别人没有说服力，对自己也没有指导意义。我们经常要处理的问题是：投资项目究竟要在环境评估上做多大投入？工人在工程最关键时期罢工，怎么办？一个明明不得民心的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是合作还是不合作？要做出明智的对策，当然要遵循一定的道义原则，但同时，细致且有积累的观察、对对方的视角深入理解、对多层次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把握，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道义原则本身也要来自对实践的总结，更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和场景而运用，长期细致的实地调查也是形成有效道义原则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