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现场（增补本）：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近几十年，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往往偏见多于常识。曾有学者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常识。在我看来，于近代史研究，回归常识，就是颠覆常识，颠覆我们多年来对很多事件的错误认知。叶曙明先生《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则以最好的证据说明了“颠覆”的重要性。
叶曙明将五四运动爆发的因子上推到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是近代一切事件和运动的“导火索”。梁启超作为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在戊戌之后，提出要好好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作为读了半辈子“孔孟老庄”的人，他也还只能是调和中西方的思想。
但梁启超的后辈们，则完全没有了这种顾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因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直言要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语言、戏曲入手，从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政治体制。“五四”那一段人，动辄大谈政治、文化，心中怀抱着理想的乌托邦，似乎只要把语言改成白话文、拉丁文甚至“爱斯不难度”（世界语），把三纲五常、孔家店推翻，引入西方的民主自由，就可以见到中国未来的曙光。这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大家还处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中，思想也充满着天真的一面。
五四运动其实也是在这种偏激的思想之下所发生。
五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但事实是，学生们激进的游行和请愿让北洋政府不断让步，最后，所谓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罢免，被逮捕的学生们也被放出。后来徐世昌辞职，也或多或少与五四运动有关。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五四时代’的北洋政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与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没法比，但与它的前任相比，还是进了一大步”。（第254页）
五四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阵营的分裂，胡适等人逐渐认为，对于中国的问题，不可操之过急，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对此颇为反感，认为没有主义，则没有奋斗的目标。细究他们的言论，其实殊途同归，只是因为彼此太过急切，导致当年共同创办《新青年》的一干同人最后分道扬镳。
叶曙明在本书中，关于陈炯明的叙述不啻是最值得关注，也是最值得人们反思的。看得出，叶曙明对于陈炯明有着颇多的同情。陈炯明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完全被大家脸谱化了，仿佛只是那个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叛徒。但陈炯明其实是有理想，有信念，并付出了行动的人，陈炯明在广东搞地方自治，反对军治、党治，提倡民治，花大价钱兴办教育，并积极延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可以说，陈炯明是真正把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的人。但可惜的是，最终陈炯明失败了。“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
叶曙明虽然没有为我们点明，但是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自戊戌以至陈炯明的失败，这20年间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法过程，即从所谓的“中体西用”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全面反传统，在到最后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余英时先生曾说，“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也许这是“五四”那一代学人的困局，更值得我们现在人所常常反思与思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