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外的侯孝贤，也是彰显大佬风范。因《悲情城市》产生的对金马奖的不公质疑与怨恨，侯孝贤从2009年起身体力行担任金马执行委员会主席5年，重塑奖项的权威专业，推动台湾电影振兴。大导演也是铮铮铁骨，不做纯粹的艺术家，每每也在社会运动中发现他的身影，动物保护，环境问题，外籍配偶，土地维权，古迹文化保护等。或许，眷村雄性拳头下长大的男人，知冷暖，懂担当。
那一代人
然而，侯孝贤的那一代人，那一代导演立足台湾植根中国的光影叙事，可能即将消失。多重身份的盘缠，造就侯孝贤的那一代人，不断在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是深深的中国情结，乡愁，台湾本土意识的矛盾与复杂交错。这些命题和情愫凸显了如他光影诗里的主角们对命运与时代的无力叩问，由此造就的看似平淡实则蔓延扩散的浓浓愁意。而近20多年来，包括教育在内的本土化政策的推动，族群的鲜明分化，政治议题的立场极端化，特别随着经历身份认同与故国乡愁浸染那一代人特别是文化人的逐渐入土，台湾当代的年轻导演们似乎不再着力与“中国”、“故土”这些意象的高度关联，转向构建台湾多元性的影像叙述。
或许大陆导演如贾樟柯、王小帅还在用光影写如鲁迅般精确锐利的警世檄文，逝去的杨德昌空灵的镜头要呈现的是关于城市的肆意幻化的抒情诗，李安用贯通东西的语言写畅销中外的光影通俗小说，而侯孝贤呢，仍旧不赶，仍旧专注，将家国情愁乡土眷恋造化弄人都浓缩在光影的叙事诗里，关于这个时代，也超越了这个时代。
贾樟柯说侯孝贤能刻骨铭心地“准确地拍出我们的前世”，晚清华丽而寂寞的上海高级妓院，特定时期的台湾普通家庭，无不生动地诗意展现；也“脚踏今生”，骚动天真的渔港少年，千禧年里为爱落魄的女子。但何妨，不是未来呢？匠心般超越国界的镜头与诗意叙事，或许慢慢地，消失在效率为王的后工业时代，淹没在这个慢了就要死、不够快就是输的年代，可尘埃般微不足道不可抗拒的个人命运，在滚滚的天意与时代洪流里浮沉跌宕，不是一直不变的人性，关于或卑微或壮阔命运的预言么？
文∣沙包 夏威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