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超级海难后，欧盟饱受国际舆论指责（认为是其推诿日常救援所致），欧盟总部外甚至发生“抬棺”游行。随后，欧盟召开紧急峰会，决定扩大搜救范围，追加3倍预算，对类似偷渡船派出救援船舰、飞机。接下来几周，仅意大利一国便救起数千人。
然而，“4·19”海难仅是地中海难民偷渡悲剧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00年至今，超过2.8万名非法移民死于寻找“应许之国”的路上，绝大多数葬身于地中海。
为了营救这些偷渡的人群，许多欧洲国家也算尽心尽力，或派出营救船只，或打开安置之门。如2014年6月以来，挪威船只在地中海救起1500名偷渡难民。而在2013年瑞典政府宣布给予叙利亚难民无条件居民身份后，2014年赴欧洲申请避难者中，近半数都流向德国和瑞典，瑞典每百万人口接收的难民数，升至意大利的近20倍。
但在救援、接收之后，还得花钱培训这些人，让他们找到事做。欧洲议会估计在2014至2020年间，欧盟“扶持难民基金”共需筹集310亿欧元。在不无窘迫的经济形势下，要让欧盟成员国积极参与和兑现承诺，显然困难不少。而且，大量难民的到来挤压了本国公民的就业空间，一些极右翼政党趁机兴风作浪，甚至在选举中异军突起。与“4·19”海难同一天的芬兰大选中，反欧盟、反移民的芬兰人党成为该国第二大党，其领导人蒂莫·索伊尼志在入阁，目标瞄准外交及财政部长。
更何况，北非难民及其后代，进入欧洲后若长期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事实上，近期一些为“伊斯兰国”打圣战的欧洲人，也恰是昔日移民或其后裔。因此，对于难民及其背后的非法移民群体，救还是不救，救多救少，就成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政治走向、社会和谐的大问题。
“防线”前移？
联合国难民署曾形容，经北非由地中海到意大利的偷渡线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航线”，却也是万千难民偷渡欧洲的梦想之路。尽管偷渡途中险象环生，侥幸抵欧者也仅1/3左右能在难民营里苦熬之后，最终获得欧盟国家居留许可，但偷渡者仍如过江之鲫。有报道称，北非“蛇头”因“市场行情好”而肆无忌惮，甚至在脸谱上开设专页，用于招揽生意。
数十年来，相比起“疏”的措施，“堵”的措施更得多数欧洲国家青睐。连任的英国首相卡梅伦5月21日承诺推出一项新移民法案，要把非法务工定性为刑事犯罪，以使英国对非法移民“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之前，申根国家间的加强边境检查等举措，都剑指难民流动，欲将难民问题控制在各自国内。2013年起，面对接二连三的难民船倾覆惨剧，欧盟改变原先各国自扫门前雪的措施，投入2.44亿欧元启用“边界监视系统”，以无人机、卫星设备、离岸传感器等对地中海区域实施监控，并在各国设立边界监视协调中心，阻止大量难民“瞒天过海”。
但这种被寄予了厚望的强制方法，在蜂拥而至的难民面前，早已变成一张漏洞百出的筛子。在地中海上，很多难民看见了欧洲查缉大船后，竟然从拥挤的难民船上跳下，在获救之前便被淹死。这种对于彼岸的极度渴望，由此可见一斑，也让严密措施变得黯然失色。而欧盟新的打击“蛇头”计划，打算把防线从地中海的公海水域“前移”到利比亚及其他国家海域，但这需要联合国的授权及相关国家的支持。目前，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已明确拒绝欧盟计划。
既然在欧洲大陆、地中海围追堵截并不奏效，许多欧洲人自然把目光投向大海对面。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称，他曾与利比亚等国成功签订反偷渡协议。而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副市长达米亚诺建议，欧盟在北非建立若干难民服务中心，让难民们启程赴欧前便能熟知欧洲移民法律，同时确保海上安全—该建议并不新鲜，德国前内政部长席利当年提议在北非国家建立难民中心，预先“甄别”哪些人能在欧洲获得避难权，以将那些受迫害的政治难民同想打洋工的经济移民区别开。后一提议被联合国难民署称作“难民营”计划而遭到痛批。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说：“只要有一个人被奴役，全世界都不自由；只要有一个人被侮辱，整个人类都失去了尊严。”面对愈演愈烈的难民潮，欧盟不能做一个只顾修建篱笆的自保者，而应承担起使命和责任——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接纳难民的国家理应得到欧盟援手，受到战争和贫困伤害的难民也应被更好地接纳。长远看，国际社会应在铲除难民逃亡根源（内战和民族冲突、饥饿和贫困），建立相关的发展援助机制上有所作为。
文∣欧阳晨雨 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