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准备来看，在大工业和城市迅猛发展的冲击下，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鼓吹社会进化论思想的人们遇到了许多新问题。针对议会的腐败，“新民主运动”对于早期的民主主义要求进行了反思和修正，不再强调权力的分散，反而希望政府、行政力量应该站出来，成为匡扶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工具。而包括实用主义、动态社会学、美国新经济学派、制度学派、行政学等等，这些思潮都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行政扩权及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行政改革及扩权进程
为摆脱大国转型期出现的“垄断资本俘获政府”的危机，美国统治精英加快了行政改革及行政扩权的步伐。
一、美国文官制度改革。1871年美国政府成立统一的文官事务委员会，1876年海斯总统指令海关、税务、内政等机构试行公开竞考选用文官，这些改革措施在政党分肥制盛行之际并未收到明显效果，但改革文官制度的步伐并未停止。随着共和党总统加菲尔德1881年被一名求职未遂者刺杀，以及次年共和党中期选举严重受挫，为了防止可能上台的民主党利用分肥制削弱共和党势力，共和党转而支持民主党议员的改革提案。于是，美国国会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文官法》，用以遏止封官卖爵的歪风。
二、建立大批隶属于总统、专业与强大的行政机构。从当时最能体现政府功能扩张的对铁路公司的管制改革开始，到19世纪末政府掌管了电信邮务、交通建设、工商业管理等业务。1901年总统威廉·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后，增设了商务与劳动部，随后又连续设置了几个重要的职能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农业委员会、美国海运委员会、铁路劳工委员会和预算局。老罗斯福开创了通过建立大批行政机构来扩大总统权力的先河，此后的几届政府都对建立行政机构乐此不疲，从而使得权力加速向总统集中。
三、总统立法权的扩大。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总统通过向国会频繁提交国情咨文的方式，积极参与国会的立法过程。在威尔逊执政期间，他打破约翰·亚当斯以来把国情咨文转交给国会的传统，在就职的第二个月就亲自到国会宣读咨文并提出立法的要求。威尔逊的举动，不仅赢得国会的好感，还推动国会迅速通过自己所希望的立法，同时作为一种舆论手段，也起到了阻止院外活动集团对国会施加影响的作用。自此以后，总统提交的国情咨文实际上成为一种立法纲领，而此前，立法权力一直是单独控制在国会手中的。
四、反托拉斯运动。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托拉斯问题。不过，反托拉斯法运行至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才有明确的成果。在1890至1901年间，联邦政府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中，竟然没有一件获得胜诉。老罗斯福通过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编制，提高其反垄断的起诉能力。他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提出了43起案件，限制或解散了许多垄断企业，因此被人送外号“托拉斯驯兽师”。在塔夫脱时期，联邦政府起诉的大企业比老罗斯福8年中起诉的大企业还要多。一些改革派人士认为，保护性关税是“托拉斯之母”，威尔逊执政之后，立即敦促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将平均税率由40%以上降到27%，大大减少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关税。
五、强化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西奥多·罗斯福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设置铁路运费上限，并对食品、养畜和肉类加工企业进行稽查和实施强制卫生标准，以及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老罗斯福离任之前还推出了美国联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社会规划，其中包括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定《雇主义务法》来保护受伤工人等。塔夫脱1908年当选美国总统，他扩大了政府管制铁路公司的权力，第一次将电话与电报公司纳入政府管制，还支持工厂安全生产立法，建立了美国儿童局。伍德罗·威尔逊上任后，继续深化罗斯福的改革措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重组了国家银行系统—1913年推动建立了公众控制的联邦储蓄委员会，履行中央银行的功能；一战期间建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对全国经济进行强制管理。对外，威尔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武力的方式把美国利益推进到世界范围、把美国理念带入国际政治，并期望以美国价值观统帅全球意志的美国总统。
六、预算改革。伴随着政府的支出规模越来越大，要求彻底改革政府财务和预算管理制度，以消除腐败、提高效率和落实政府责任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1905年，一批人设立了旨在推动纽约市预算改革的“纽约市政研究所”，今天大名鼎鼎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便是由它演化而来的。预算改革者指出，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也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这场以行政预算为目标的全国性预算改革运动，从精力充沛的老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夺取创制权开始，经过塔夫脱总统赢得制订并向国会提交预算的权力，直到1921年哈定总统签署《预算与会计法》，才算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也促进了美国现代总统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