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初次入仕的各种选拔手段，更值得今人关注的，是进入官场之后的选任和提拔机制。政绩是选拔的基础条件，而政绩的考核除了“GDP标准”（赋税征收）外，最重要的是民生问题，如户口的增殖、社会秩序的和谐。唐太宗有一次到地方上去视察，当地一个官员，征集老百姓穿着统一的服装，夹道欢迎，还给随行官员都赠送羊、鱼和土特产，遭到唐太宗的严厉批评，说他扰民。
唐代的考课制度最有特色，通常是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任期结束有大考。考课的标准，一般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在个人品德、工作作风、态度方面对全体官员的共同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与职责，对官员的个人才干和工作成绩，提出的不同的原则性要求。比如教育口的官员，“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地方州县官，“礼仪兴修，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对于主管仓库出纳的官员，“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
在任职标准确定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考核，分为3级9等。列入第一级的都得达到任职目标（“最”），只是在“四善”上分出优劣，分为上上（一最四善）、上中（一最三善）、上下（一最二善）这样3个等第。第二级的3个等第，都没有达到最佳任职目标，但是，基本职任尚能完成，工作作风虽有瑕疵，还没有负面的劣迹发生。最糟糕的是第三级的末三等：“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处理政事，任情背理，能力低下），“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徇私舞弊，耽误职事），“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为人奸诈，贪腐劣迹，确凿无疑）。他们都犯有渎职罪，轻则处事乖理，重则徇私舞弊、贪污腐败。
官僚体制中，职官与胥吏的考核不同，任职也有重大区别。“职官”（品官）是政事的决策者，由中央任命，中央考核。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吏”（胥吏、令史）是具体文书事务的操作者（一般公务员），有另外的选拔和考绩方式。这有一点像西方行政系统中，政务官员与事务职员的区别。
威风八面“巡视员”
除了年终考核，任期结束的考绩，平时的巡视制度也是考核官员的重要途径。汉武帝最早建立了系统的刺史巡察制度。全国划分为13个巡视区，设十三部州刺史巡察之。此后唐太宗十道巡察、唐玄宗十五道按察，明代的十三道巡按，莫不继承此制。
巡视制度的特点是，照顾炎武的说法，人数众多，“秩卑权重、职广位显”。因为“巡视员”（刺史、御史）级别比较低，相对而言，不那么世故，具有一股锐气，敢于揭发检举地方大员的渎职行为。因为是以朝廷特派员的身份出巡，位尊权重，具有震慑作用。东汉李固为荆州刺史，揭发郡太守的贪腐行为，大将军梁冀一再维护说情，李固就是揪住不放，丝毫不给权臣面子。
与汉代的巡视制度主要是对地方一把手的监察不同，隋唐以后的巡察使、按察使，比如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六察”，扩大了督察范围，不仅是地方一把手，还包括所有品官。监察的重点也从地方社会治安，转为着重监察地方官员的理政能力，对中央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虐民害政情况。
明朝御史巡按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巡按御史从十三道（十三省）110名监察御史中，经过严格挑选而产生。他们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央的都察院，每名巡按御史的产生，都是先由都察院选出两名候选人，最后由皇帝钦点其中一名出任。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大事奏请皇帝批准，小事当即自行决定），平时行政隶属关系虽然归中央都察院管理，但在履行职能时并不受都察院掌控，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以小监大”、“以卑督尊”，他们既有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和动力，又有处理问题的权威。
宋代的通判制度则是最有特点的同级监察。通判是皇帝派驻地方监察知州（府）的官吏，号称“监州”，与知州（知府）平级。电视剧《新包青天》中有一出戏《通判劫》，剧情讲新任登州通判唐真，与朝廷派来监察登州事务的命官包拯合作，侦破登州知州与富商李坤官商勾结，所犯下的贪渎罪行和金融诈骗案件。通判名义上是知州的辅佐，但有权力直接向皇帝报告事务。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所谓“通判”即因与知州联署而得名。除了监州的责任，通判还可以对兵刑钱谷、户口赋役之事，进行裁决，也必须与知州联名通签，方可施行。总之，宋代的通判，实际上是兼有行政与监察权的中央特派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