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4.0可能走样，其直接原因之一是“互联网思维”的帝国主义式扩张，它侵入了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让很多人忘记了制造业才是工业4.0的本体，而其他只是手段。
不过，中国走工业4.0之路，最根本的障碍则在于产业群自身结构和金融体系供给方面的缺陷。
对德国而言，除了长期制造业立国战略之下积累的先进技术之外，它推动工业4.0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制造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群体的良性关系。德国工业4.0的推动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企业的领头作用。其工业4.0的发动者都是大型制造业企业，西门子、博世、菲尼克斯电气等巨头迫不及待地引领浪潮，而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则是制造业中小企业。德国工业4.0计划的“教父”级人物、德国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汉宁·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认为，德国工业4.0的基础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否从中受益将是4.0成败的关键。
目前，德国有超过300万家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很多都被称为“隐形冠军”，特别是在制造业，很多其貌不扬的小企业常常在某个细分领域独占鳌头。德国政府之所以选择大力推动工业4.0计划，很大程度也在于“隐性冠军”更有可能在这场“个性化制造”的大战中抢夺先机。
工业4.0是一场技术的革新，也对传感、数控等领域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这些领域，德国中小企业已大幅领先。可以预见，只要全球兴起一场工业4.0的革命，德国中小企业必然迎来一次难得的出口契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德国的工业4.0可以看作是一场“政府搭台，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受益”的技术革新运动。
除了企业之间“大小互助”的产业格局之外，德国工业发展的另一大优势是强大的金融供给。实际上，自俾斯麦统一德意志以来，德国之所以能够经历两次摧毁式的大战，却永葆技术创新的动力，很大程度在于其独特金融体系的支撑。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融资体系类型。德国、日本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银行强大无比，并采取混业经营模式。除债券市场之外，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并不发达。企业不论是短期融资，还是长期融资都主要依靠银行。而在英美式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高度发达，企业长期融资找资本市场，而短期融资才找银行。
为何形成这种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德国、日本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市场成本高，但国民勤奋，储蓄率高，所以基于国民高储蓄率的银行体系自然变得强大，最终也承担了原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长期融资职能。按照德国的金融法规，银行甚至可以持有企业的股权，并向企业派驻董事。
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其优点是更能服务于技术的持续创新，而资本市场则更适合原创性的研发。实际上，二战之后，世界的原创性研发多数都转移到了美国，而德日等国更偏重于技术创新，而创新的承担者则是中小企业。在这种分工大格局之下，德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得到了政府和金融机构天然的照顾，几乎每一家持续经营有一定年限的家族企业都会有一到两家银行是长期合作伙伴。
对中国来说，要推动工业4.0，资金同样是大问题。工业4.0的着力点是制造业，而中国的制造业多数都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利润低，根本不具备持续创新的“金融基础”。相反，融资最为容易，最具备技术创新“金融基础”的大企业群体，却几乎都在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大潮中退出了制造业。尽管在航天、大飞机和钢铁等领域还以大国企为主，但这些领域其实并非工业4.0涉及的主流。
更重要的是，国企和民营中小企业之间，产业链的共生关系很弱。国企和民企要么是“国进民退”，要么是“国退民进”，横向竞争往往多于纵向的共生。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助推工业4.0的合力并不容易。
因此，对中国来说，搞工业4.0最好不要着眼于什么“弯道超车”，而是要先直视本国制造业体系的现实以及反思背后金融体系的症结。要知道，100多年前，中国人同样是向德国“师夷长技”，拿银子买来了克虏伯大炮和铁甲舰，但最终并没有建成强大的军队。
文∣本刊记者 谭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