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提出，可以考虑畅通系统外交流，为各级法院中优秀的党务、政务领导干部开通一个出口，对于进入不到法官员额内的现任领导者法官顺畅地离开法院到其他部门任职，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工作，转为法律顾问或公职律师，而公务员身份及职级不变。
防止改革异化
除了围绕着员额制比例和领导入额问题的争议之外，还有一些不是员额制问题，但又与员额制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述海南高院法官透露，海南方面已经明确，未来5年是“空转期”，意味着即使有一部分法官进入员额，加重了责任，但工资待遇不变。
上海方面则已经明确提出，入额法官工资提高43%。对此数字，目前并无官方具体解释，计算基数是指法官的总收入还是指基础工资，假如是后者，则意味着只增加一两千元。据上述浙江法官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上海法官朋友在内部的说法是，将按总收入计算增幅，这样便意味着上海入额法官的收入将有实质性提高。去年深圳市已经决定，主审法官月均收入提高1500元。
据上述海南法官分析，海南的员额制遴选进展还算平稳，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甚至感到“挺高兴”。他分析，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办案责任全部由法官承担，并且入额对职务升迁还有影响。员额制法官不和行政挂钩，这意味着原本依赖行政职级升迁获得待遇提升的法官，现在少了这个晋升渠道，反而是后勤综合部门的非员额制人员依然可以照常升迁。
王圣杰分析，员额制不仅仅是法官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司法职业保障和审判权运行的问题。“现在员额制施行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职业化的法官群体，不能保证在缩编之后能够提升审判效率，优化司法供给。没有这样的实效基础，法官地位与司法权威就无从谈起。”
按照多地设计的方案，员额制法官遴选出来后，由主审法官带着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的审判团队办理案件。目前虽然一些地方已经选出员额制法官，但面临着司法辅助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
根据以往的相关改革经验，“法官+辅助人员”的工作模式改革并不算成功。据王圣杰观察，法官助理制度从2004年即开始试点，至今没有成形。从法官助理的配置模式到具体职能，均未统一，也缺乏完善的运行模板。不论是“3+N+1”（北京房山），或是“1+2+3+4”（深圳福田），都无法解决法官与助理、助理与书记员间角色的清晰分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配合互动。“江西高院认为法官助理制度可操作性差，法官助理在职能上与书记员重合，显得多余；甘肃高院认为从书记员中选拔法官助理，会导致书记员人数紧张，而从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中转任法官助理，则会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影响实际效率。”
上述浙江法官分析道，现在试点推进有点快，“试点经验都没有总结出来，许多问题还没有对策”，这种情况下，盲目推进改革，容易异化成“为改革而改革”。他认为，现在各地员额制改革的做法不尽相同，到时最高院能不能统一共识还存在较大困难。员额制是全国统一的司法基础制度，不能一个地方一个样。但假如到时最高院总结各地经验，形成统一方案，这意味着前期改革有不同做法的地方，又得重新再搞一次，“付出的成本太大”。
王圣杰同样也担心员额制的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后，会产生异化现象，“在全国层面，由于各地缺乏和试点法院相同的改革执行力，制度运行的缺陷会被放大，而优势则会减弱；甚至会出现罔顾改革目的，只求形式突破的应景作秀之举，这种异化现象在历次司法改革中并不鲜见”。
文∣本刊记者 叶竹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