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市场方面未来应如何升级？西城区副区长孙硕已经多次明确阐述了这块区域的发展方向：未来动物园商圈的服装批发业态，将被服装设计、展览展示、电子商务等取代，整个区域将以科技、金融、设计、时尚为主要业态，形成一个新的商务街区。不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把市场全部搬走清空，不会简单地用“时间表”来限定，而是有序退出。市场主体可以自主选择北京之外的经营场所。
上述金开利德行政部的负责人说：“政府要求我们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我们一方面是等通知，一方面自己摸索升级，不可能什么也不做等着关门。”在这名负责人看来，如果还允许做服装，受到的震荡肯定要小一些。作为市场方，现在压力也很大，如果方向不对，前期的改造就白做了，所以只能选择目前这样比较温和的办法。
而其他几个市场目前也多处在观望中，在政府下达命令之前，他们的所谓转型更多是向官方传递配合整改的态度。无非将原来的低档服装摊位置换成看起来时尚一点的服装店，或者引入自主品牌工作室和帮助商户开淘宝店，以贴近政府规划中的“科技”、“设计”元素。
由于商场对未来走向的预判是循序升级而非全面清退，“动批”的商户们也显得并不忧虑去留。《南风窗》记者随机走访的一些商户都表示尽管听说过要搬迁的消息，但还是照常进货、售卖。“我们年初已经正常续约了，合同不到期肯定不会走。”一名女商户说道。当记者问她有没有熟人已经搬去北京周边经营时，她突然提高了音量，面露愠色：“我的态度就是能干了干，不能干拉倒。反正肯定不会去河北。”
同样坚定的还有天和白马服装市场的一名商户，如果全部外迁，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他是服装经营者中为数不多的北京本地人，在“动批”已经驻扎了十多年。“这个市场是从摆地摊、三轮车开始的，发展到今天多不容易，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他说。
抢占先机
原本在“大红门”做生意的“黄姐”则没有坐等。她说自己要像打仗一样提前冲锋，如同30多年前从温州乐清农村来到北京闯荡一样。
“大红门”曾经被称为“浙江村”，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人开始进入北京做服装加工和销售，由于市场容量逐渐增大，温州人聚集的速度也翻倍增长，他们居住在北京南城周边的村庄，从代加工、自购面料摆摊销售成衣起步，其中的佼佼者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逐渐成长为“大红门”地区雄厚的资本代表。
其间，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从清理摆摊的“散兵游勇”到合作共建门店，再到拆迁他们在周边村庄建起的临时厂房，温州人早已经习惯了在政府管制严厉时转移到更远的村庄、松动时回潮的拉锯战。而现在，他们将再一次面临被调整出北京的命运。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是基于对外来人口的控制和北京举办大型国际盛会时的临时措施，更是战略层面的调整，他们已经操持多年的行业有可能被彻底颠覆。
“温州人来北京做服装生意我是第七家，那时候外地人还不能进北京，我就先去山西待了几个月，坐火车来看看觉得政策放松了，才敢到北京。刚来的时候，北京的路特别窄，马车也特别多，我住的那个地方整个街上全是马粪。”黄姐说道，会一点裁缝手艺的她开始自己买面料做衣服，然后拿去摆摊。那时候，跟工商所的人打好关系只需要给他们每人做一顶皮帽子。生意越来越不错，黄姐开始请工人教他们做成衣。1992年，“大红门”准备建起第一家市场，摊位非常紧俏，为了能早点排队抓阄，她卷着凉席在街上睡了一夜。进店之后，生意逐渐走向正轨，她的两个儿子和孙女都是在北京出生，儿子在“大红门”周边的村子里上了一段时间学后也都相继跟着她做服装生意了。
今年年初，黄姐在廊坊租了新居，“大红门”的住所也没有退租。一家人开始了北京和廊坊之间的双城生活。“开车45分钟就到了，廊坊好歹是一个地级市，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也要建起来了，转了一圈之后还是觉得这里最适合。”黄姐说道，与自己刚来北京创业时相比，这里的起步条件已经算是很好。
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动批”和“大红门”这两个每年分别创造200多亿、300亿元交易额的市场就一直是河北多地和天津竞相争夺的承接对象。河北廊坊市、保定白沟新城、廊坊永清县台湾工业新城、廊坊固安县京南服装工业基地、石家庄国际贸易城、天津西青区卓尔电商城等在内的多个地区都纷纷主动去“动批”和“大红门”招商，所在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