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吗？”“没什么用。”这是人们本能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使博鲁茨基及其背后的NASA陷入孤独处境的本质问题
在NASA宣布发现“另一个地球”Kepler-452b前，比尔·博鲁茨基的“开普勒计划”前后被NASA拒了4次，历时23年。在无人相信类地行星存在的年代里，博鲁茨基打破人们思维禁锢的证明之路，走得要比1400光年更远。
1992年，博鲁茨基第一次向NASA提交方案，无人相信，被拒；1994年，第二次提交，NASA刚刚斥巨资将哈勃望远镜送上太空，财库已空，被拒；1996年，在成功发现了第一颗系外行星后提交方案，NASA认为其无法跟踪千颗恒星，被拒；1998年，带着在自己重建的天文台上搜集的数据，他第四次提出方案，却因缺乏在太空环境中操作的可行性证明，被拒。2001年，他们证明了可行性后再度提交报告，NASA最终举手投降，通过了方案。2009年3月6日，开普特望远镜正式发射。
在提交第四次方案之前，没有人能证明博鲁茨基的开普勒计划能够在保持高精度的同时，追踪数千颗恒星。NASA抛下话：“去搭个天文台吧，证明这事能办成。”于是，博鲁茨基团队到距离艾姆斯研究中心四十多公里的里克天文台，借着破旧的小圆顶和望远镜进行研究。
在这个天文台里，他们得赶走地上的蛇和老鼠；没有浴室，晚上得穿过有美洲狮出没的小路去洗澡。最终，他们在这个重建的天文台里完成了同时对6000颗恒星进行光度测量，实现了证明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2015年7月，76岁的博鲁茨基正式退休，离别时他提着黑色的公文包，独自离开了投身数十载的地方。70年代的他，留着嬉皮士的发型和胡须，如典型的摇滚青年。23年后，走出研究中心的他俨然成了慈祥的爷爷，眉毛花白，松弛的脸上嘴角微扬。《发现》杂志采访他时问在开普勒发射时紧张吗，他平静地答道：“有点焦虑。但经过这么多年，你已经相当习惯这种焦虑了。”
从儿时起，他就痴迷天文学，在威斯康辛州的老家，他与朋友们一同骑车到离家24公里的叶凯士天文台，设计、发射火箭模型，连警察也为其封锁道路。年轻时他的追梦之路还算平坦，硕士毕业后，顺利地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艾姆斯研究中心，为阿波罗计划设计隔热罩。1972年，阿波罗项目结束，团队解散。博鲁茨基从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开始探究行星经过恒星时，如何利用光强度的减弱来进行下一步探索。
Kepler-452b的发现给了博鲁茨基二十多年的坚持一个美好的谢幕，但并不是所有NASA的研究员都能经历这般圆满。曾有NASA的研究者在工作了二十多年后，因为预算问题被裁员，迫于生计开起了出租车。在这几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NASA的拨款持续萎缩，NASA举步维艰。压力的另一端来源于公众的不理解，相比起教育医疗等机构，天文科学研究距离“有用”这一公众心中的直接职能还相去甚远。甚至在NASA宣布发现Kepler-452b时就有人称这是NASA的一场作秀。
如今NASA尴尬的处境正如几百年前显微镜的发明过程，当所有人都受瘟疫肆虐时，没有人明白捣腾那些玻璃镜片有什么作用，不能预见其对后世的意义深远。“有用吗？”“没什么用。”这是人们本能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使博鲁茨基及其背后的NASA陷入孤独处境的本质问题。
证明-说服-相信，这段从科学的去魅到人们接受的距离，遥远且孤独。当博鲁茨基被问到在开普勒工作的日子什么时候最开心时，他说：“当我看到的草稿，列出证据证明那些行星并非纯粹的推测和希冀，而是确凿存在的事实时，我最开心。”
开普勒就像一个巨大的数码摄像机，一直对着天空中某个角落里的一组大约17万颗恒星拍照片。这个系统每6秒钟拍一张照片，然后记录每一颗恒星30分钟内的平均亮度。这些数据会在卫星上保存一个月，再传回地球。
文 杨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