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过长时间与斯拉夫人混血，这个鞑靼人家庭的面孔仍有明显的中亚人轮廓。这是莫斯科外围的一个密集住宅区域，位于绿线地铁的最东端，到红场需要一个多小时。毫无特色的苏联式公寓大楼在1970年代蔓延到这个区域，容纳了成千上万从各加盟共和国奔向大都会的谋生者。自1960年代短暂繁荣后，官僚化、被计划经济渐渐窒息的苏联一直在走下坡路，但也阻挡不了这些追寻“苏联梦”的人：毕竟，首都集中了全国最多的资源。父亲到莫斯科进了心仪的美术学院，但为了生计最终找了一份装修工人的活计。
他给我展示闲时创作的油画，充满了幽深的森林、大河与湖泊，阳光下的荒原上徘徊着闲散的农牧民。颇有19世纪大画家伊万·希什金的派头，属于一眼便能辨认的“俄罗斯风格”。这些画面上无一例外伸展着广阔的空间，消失在遥远地平线尽头。人物则渺小得只见大致轮廓。这样的空间最终吸纳了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高加索人、蒙古人……以不可抗拒之力将他们安置进自己的系统。中亚草原的东方印象变成了俄罗斯风景。
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认为存在着“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这辽阔的空间是俄罗斯命运与精神的内在事实，因而也创造了俄罗斯的历史。它使俄罗斯人缺乏对时间和空间精打细算的集约性，因为无际的大地总能帮他们摆脱困境。他们依赖这母亲大地，既无意愿也无胆量支配它。在这永恒的一望无际中，人类驯顺地放弃了建立秩序、革新创造的妄念，将自身交在漫长岁月中逐渐累积成型的庞大国家和中央政权手中。绝对权威压倒了个人意志。“俄罗斯温顺的反面是异常的自负，最伟大，最强壮……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他们无边的温顺隐忍即是基督的普世精神，因而命定负有惟一的使命。唯有它是真正的基督之国，生而虔诚、至善，拥有不容置疑的最高道德性。腐化的欧洲和世界必将毁灭，被神圣的俄罗斯拯救。
倡导超越民族的普世性，却又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热爱自由、崇尚无政府主义，却又对国家绝对顺服依赖。俄罗斯矛盾的两面难舍难分，以至于斯宾格勒断言：莫斯科公国流传下来的沙皇制是惟一适合俄罗斯的制度。俄罗斯人似乎永远不能适应追求公平、效率、物质最大化、个人自我实现的西方现代文明。
唯有弥赛亚主义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心灵中。“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却往往成了它们的压迫者，因而总是招致敌意和猜忌，迄今还有待于我们克服，”别尔嘉耶夫1918年总结。此后不久，因为公开宣布十月革命“否定自由、否定个性、否定精神”，作为“反革命分子”，他与一百多名最优秀的学者一起被驱逐出境，为了“后顾无忧地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
夜幕降临了。在几个世纪间逐步被吞并的鞑靼斯坦、乌克兰和高加索，斯大林有系统有计划地展开了消灭和同化运动，让知识分子和有产者批量死在中亚的集中营，卓有成效地消灭了民族主义抵抗。乃至赫鲁晓夫承认：乌克兰民族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流放车辆不够把他们全部运走。灾难也降临在俄罗斯人身上。
1921年，征粮制引发的减产危机终于发展为大饥荒，俄裔社会学家皮季亚姆·索罗金曾在萨马拉省目睹饿殍遍野甚至人吃人的惨剧，泪如泉涌。他后来写道：“这足以让我无畏地与革命和毁灭俄罗斯的恶魔们作斗争。俄罗斯民族的罪孽是深重的，但在这些不幸、痛苦和死亡的岁月里，已经为所有的罪孽付出了对等的代价并赎了罪。”
这些都过去了。一路从城郊驶向市中心，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成群结队举红旗、戴苏联军帽的市民推着轮椅上的老兵，拖着穿迷你军装的儿童，热闹地涌进红场。粉刷一新的古老广场像一套玩具模型，挂着巨幅镰刀锤子，只不过红底换成了俄罗斯的蓝白红三色国旗。男孩女孩们欢呼着涌向老兵，在他们脸上印上响亮的吻：“感谢你们保卫了国家！你们是我们的英雄！”无名烈士墓前等待鲜花的民众排起了百米长队。路边乞讨的歌手用小号吹起了国歌，匆匆行人、男女老少一瞬间围上来合唱。“对祖国的忠诚给予我们力量！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完毕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和尖叫。
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时刻。时间并未前行，本应过时的一切重又变得年轻。
或许自卫国战争以来，俄罗斯人从未如此团结过。乌克兰事件刺激了俄罗斯的神经：它渐渐走出1990年代以来的颓唐，曾经震慑世界的力量却仍未恢复。从科索沃到格鲁吉亚，它试着挑战西方定下的秩序；吞并克里米亚后，普京表示俄罗斯遭遇着外部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是要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还是将其拱手让人，不知所措？”此时的包围圈，比冷战时期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