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宫墙外，印着“胜利！”的小红旗层层叠叠堆满在二战英雄城市–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小方碑上。一群中年男子正议论占领克里米亚的壮举：对待纳粹要有纳粹的方法，还应该尽快派兵占领东乌克兰。围观人群纷纷点头同意。长久以来，帝国似乎总是民族自豪感无可动摇的根基。
对西方的敌对
老阿尔巴特街是一个有名的文化区域。在帝国时代，这里已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聚居地，路两旁的建筑上不时可见纪念某人的铜牌。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店铺里出售或真或假的沙皇时代古董或者外国游客喜闻乐见的苏联纪念品。街道上布满了喧闹的现代艺术家们，以涂鸦、街舞或者爵士乐来吸引游客的铜板。
别尔嘉耶夫在被驱逐前就住在附近。每周二他都在家里举行聚会，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挤满了客厅，不得不坐到隔壁房间去。在食品严重短缺的时候，他妻子仍能提供一些简陋的茶点。他们在这里探讨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宗教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甚至随意批判马克思主义。来的人也多种多样：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保守主义者、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旧礼教派……当然也有契卡（秘密警察）在监视。聚会一直持续到他被驱逐出境。
这样自由的争论在当时还是可能的，别尔嘉耶夫本人当时还常被请去给工人、红军战士和党员讲科学与宗教之类的主题，同样反响热烈。他回忆起演讲结束后，往往会有大批听众跟着他走回老阿尔巴特。有一次一个工人凑上来激烈批判宗教，别尔嘉耶夫问他：“那您怎么来听我的演讲呢？”不料他回答：“我希望人们能驳倒我反对上帝的论据。”历史学家感到俄罗斯实在广袤无垠，即使在恐怖降临的时刻。他视之为俄罗斯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得以延续的希望。
今天的阿尔巴特街仍然有一些艺术家的画廊和住所。经人介绍，我到了雕塑家格里高利·波托茨基的工作室。这是一栋看起来简陋的老公寓楼，楼道大门有铁皮包裹，关上时发出沉重的响声。阴暗的狭窄楼梯年久失修，通往一处地下室。工作室空间倒是宽敞，但堆满了雕塑、书籍和工具。厨房是一张巨大的长桌，香烟气味缭绕不去，摆满了茶点和干果，是沙龙、长谈日夜不休的架势。墙上挂满了雕塑家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和奖牌。
60岁的波托茨基身材不高，大腹便便，一头艺术家的披肩白发和络腮胡须，眼睛眯成一条线，一见面就勾肩搭背表示亲热，“请随便看！”他穿着睡裤和拖鞋，油墨斑斑的旧T恤上印着“国际善心学院”。
相对他创作的大批名人胸像（其中一座莱蒙托夫赠给了厦门大学），波托茨基更出名的身份是“国际善心学院”院长。当然，这个学院的办公地址就在这间地下室，常务工作人员也只有他和柳芭莎–他25岁的漂亮学生、情人加秘书。他给我展示一座名为“善心纪念碑”的铜像，形似一个用许多手掌组成的蒲公英，已经被安置在莫斯科、广州、日内瓦、宿雾等全球十几个城市，象征善心的开枝散叶。6年前，他拉几个艺术家朋友发起了这个学院，以这个蒲公英为标志，旨在教育全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以善心待人并解决冲突。他们希望以艺术品传递这一思想。
“在宇宙中，力量来自哪里？”他语速很快，滔滔不绝地开讲，“终极的力量是善和道德。几年前，我开始思考人到底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和物质无关，只有回归善和人道主义。”他解释，在俄语中“善”（dorota）也有“富有”之意，是一种可以对抗人类一切问题的俄罗斯淳朴观念。
他生在南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库尔干地区，是富农的儿子。作为“破坏革命者”，父亲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但大字不识的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在波托茨基看来，苏联的崩溃是因为路径错误，而非目标不对。“布尔什维克追求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绝对的善和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新人’的诞生，这仍然是一个很美妙的梦想……但他们错就错在用了粗暴的手段，偏离了善。”他使劲吸了口烟，惋惜着苏联的失败，“它本来有机会成为最伟大的国家。可惜分崩离析了，让美国和资本主义文化成了世界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