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讨论过一个辩题：没钱时可不可以要孩子？这个题目，几十年前不会有讨论的空间：大家都没钱，大家都要孩子。今天讨论这个题目，说明时代进步了，有了选择权：可以要，可以不要，也可以过几年再要。但是选择权也带来了新的焦虑：有没有科学、理性的选法？万一选得不好，将来后悔怎么办？
其实，如果真有科学、理性的选法，那我们等于仍然没有选择权。我们无非是在做考试时的选择题–看似有多个选项，其实只有惟一的标准答案。很多人把“选择”当成了做选择题，这是应试教育的遗毒。我中午是吃庆丰包子还是麦当劳？我是30岁要孩子还是40岁结婚？这些选择明明都可以，不存在标准，或者更“正确”的答案。
常常有人问我：如何判断另一半是不是我最佳的结婚对象？万一结婚以后遇到更“正确”的人该怎么办？还会举出结婚生子多年，渐渐发现不合适的例子，徒呼奈何。甚至有人做了数学建模：假设人一生可以处100个对象，然而拒绝了一个就不能回头，请问要如何确保他最后选择的那一个是其中最优秀的？–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得出最大概率的选法是这样的：先拒绝掉前面大约37个（用自然对数作为分母），但记住这些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之后的63个对象，一旦有超过这个的，就毫不犹豫地选他（她），如果始终没遇到就只好选择第100个–这是数学给出的结论。遵照这样的算法，也只能保证做出最优选择的概率最大（大约40%），仍不能确保百分之百的结果。
但有谁真会按照这样的算法来选择对象么？不会。大部分人做决定的时候，说的都是：“差不多得了。”如果一定要用理性推理出最优，只怕这辈子什么也干不成。
“万一后悔怎么办？”“怎么知道这个选择是最好的？”“有没有可能孩子生出来以后跟我受罪？”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统一是：“什么都可能发生。”想通过理性来“预防”负面的结果，达到万无一失的目的，不必费心，糟糕的概率总是无法根除。
“但那要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人生就是这样。
有一种心理疾病叫焦虑障碍。患者会担心一些可能性：飞机失事怎么办？得病怎么办？发生意外怎么办？被人看不起怎么办？……不能说这些担心全无必要，但这些担心妨碍了正常生活，以至于不敢坐飞机、不敢出门、不敢跟人讲话，就是得不偿失。正常人上飞机的同时，都要承认，这趟旅程存在着极其微小的风险，是我们再怎么提前算好一切也无法消除的。我们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是因为这种交通方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便利。
不可能只要便利，却拒绝风险。对万无一失的追求，会成为生活的绊脚石。
人生大事更是如此。有选择权是好事，但把选择权变成“必须做出最优选择”的压力，就是过犹不及。大多数人生大事，用脑子想都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做了才会清楚。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来自南方，吃惯米饭；我老婆来自北方，吃惯面食。这意味着我们只要一起吃饭，就不能兼顾两个人的口味。我们是否要先解决这个矛盾，才能结婚？–但我们想都没想，就结婚了。处到现在，算是可以得出结论：这不是问题，我俩可以接受这样的差异。如果不结婚试一试，就永远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
试过了，当然也有可能不行。这时候就会造成代价。人生大事，代价说不定相当惨痛，追悔莫及。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很多事无法保证万无一失，但还要做，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现代人总盼望摆脱这一常态，彻底避免风险，其实是害怕承担代价。然而时不时地，我们会发现风险仍旧难以避免。如果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就只好归因于自己思考不够，需要更理智的算法。所以一些人的理性越来越强大，做决定却越来越束手缚脚。
文 李松蔚 编辑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