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摇滚乐有误解，”高虎说，“觉得是不好的东西。但恰恰是摇滚乐拯救了我们这些迷茫叛逆、处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轻人。精力无处发泄，对什么事情都不满，但摇滚乐像一个海绵一样，把我们这些东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灯塔一样。”
在遇到灯塔之前，高虎算个有限叛逆的小城青年。1974年，高虎生于新疆甘河子，那是个虎年。他对甘河子的记忆是“几个工厂的小镇，像游戏里的场景”。10岁时高虎随父母回到江苏淮阴（现淮安），因父母工作变动频频转学。“上小学的时候我一开始是三道杠，后来两道杠，再后来一道杠，然后留级，我是这么一个堕落的过程。”他对所有采访他的记者都讲了这句话，“我喜欢跟学校里边缘的人玩，因为他们有意思、有趣、不枯燥。”
初中毕业家里安排他去上技校，他并不情愿，但还是去了。上完技校去化工厂上班。混日子，吃完饭打打台球。有一天听到黑豹的一句歌词：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我觉得这8个字，太牛逼了！我想象中的社会就是这样。学校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当班干部，老师每天早上先叫我们几个同学打小报告，谁谁谁怎么样，从很小的时候就培养这种检举揭发的风气，我从小就反感这些东西。所以我喜欢和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一起玩，至少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这些经历以及后来在南方打工被骗的历史已经被高虎以一种心灵鸡汤的方式合理化。“它们都是很好的经历，是帮助我成长的。”他说自己过去很少跟亲戚朋友聊这些，但很多年之后，“可以释怀了。”
我随口问高虎当时在南方打工挣多少钱一个月。没想到这个问题有点惹到他：“你们就关心钱。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聊？跟你们聊这些有什么意义，聊来聊去聊到钱，聊到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也有很世俗的东西，但我的世俗、我的嗨点跟你们不在一起，知道吗？”
这种毫无征兆的攻击性让人想起那个从三道杠到一道杠的高虎，也许面对师长的质疑时他也会如此反击。我感觉我坐在他对面，在他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世俗的、无知的、只关心钱的大众群体的化身。但痛仰并不回避谈钱，几个月前他们还在微博上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最贵的乐队”。
痛仰被认为是国内继崔健、黑豹之后第三代摇滚乐队代表。北京树村，中国摇滚乐曾经的圣地，是痛仰的起点，也是歌迷们认为痛仰还真正存在愤怒的时期。按照高虎的讲述，那是他心无旁骛投入音乐的时光，每月生活费三四百块，村子里聚集着好几百号来自各地背着乐器的年轻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在音乐、书和电影的讨论里悠闲度日，没钱时便去酒吧或者地下通道卖唱。高虎说，这种流浪的表演方式给了他一种自信，此后遇到任何舞台都不会怯场，“还有什么舞台比地下通道更恶劣的，是吧。”
但这是现在的总结，199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25岁的高虎对镜头懊恼地说：“去他妈地下通道卖唱，唱了一个多小时一分钱没挣着。可能我的形象不太像他妈的流浪的。还带着文身，留着长发，打着耳环。别人看着都害怕。”
为什么不尝试更智慧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