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高层和民间人士为“议和”奔走之际，蒋介石也亲自主导了一次对日议和谈判。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获得胜利，蒋介石有了底气，思想天平开始倾向和平。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准备。”
5月下旬，日本内阁改组，首相近卫文麿让大将宇垣一成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蒋介石了解到宇垣对华主和，希望利用他的上台来压制疯狂的日本军部少壮派，但他也时时提醒自己，“帝国阴狠，议和时更增危机也。”宇垣上台后，果然向中国递出了橄榄枝，蒋介石一面抵抗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派出萧振瀛与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
蒋介石判断，如果欧战发动，世界大国都卷入战争漩涡，中日局部战争变为全球战争，则可以对日本作战到底。但1938年1月，英法两国为了绥靖德国，牺牲了捷克的主权，因此蒋认为欧战爆发为时尚早，可以利用手中不多的筹码与日本进行试探性和谈。此后双方就是否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进行了多轮磋商，中国方面开始草拟《和平宣言》。
1938年10月，日本在广东大亚湾登陆，蒋介石一方面怀疑日本的和平诚意，另一方面，他认为日军侵占广东，将威胁到列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利益，英国和日本之间会发生摩擦，英日妥协可能性大大降低。基于这种判断，他踩下了和谈的刹车。
此后，和知鹰二又找到一名希腊商人，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求和。这一时期，蒋介石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信息。他虽然对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不满意，但这次并没有及时踩刹车，而是让和谈之车又向前滑行了一段路程。因为当时南京汪伪政权已经成立，很有可能获得日本承认，蒋介石担心德国、意大利等国会接连承认，从而使正与德国修好的苏联承认汪伪政权。为了达到拖延汪伪政府获得承认的目的，蒋介石有意拖延和谈，直至日本军部最终决定支持汪伪政权，这次和谈才告一段落。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希望以空间换时间，延缓对日全面作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领导抗战的同时，对和平也有所期待，并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原状作为底线。但在历次由他直接控制的和谈中，都是日方主动求和，他被动应对。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才彻底放弃了和谈。
支离破碎的“秋海棠”
蒋介石毕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华民国应该继承清帝国的一切遗产，在抗战爆发前后，秋海棠（中华民国领土地图貌似秋海棠）已经逐次凋零，满、蒙、疆、藏、港、台均不由国民政府控制，面对列强随时会因利益交换而牺牲中国的局面，蒋介石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内辗转腾挪。
二战爆发后，滇缅公路是援华物资的重要陆路通道，受到日本威胁后，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蒋介石随即积极修筑康印公路，除了接受援助物资，也为了趁机恢复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则认为康印公路的修建将损害西藏的自治地位，唆使西藏当局成立了与外国联络的外交局。对此，蒋介石命令军部起草用兵西藏计划，西藏当局得知其强硬态度后，忙向英国求援，认为国府“侵略”西藏。英国随即照会中国进行干涉，但蒋介石态度依然强硬。
蒋介石认为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和英国交涉。太平洋战争发动后，中英美成为同盟国，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借着东风，他主动要求英国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42年，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发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频临崩溃，便趁机“挖墙脚”，发布《告印度人民书》，呼吁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的实权，并向罗斯福进言，请其劝说丘吉尔。
1943年，英国外交部向内阁递交《西藏和中国宗主权问题》，加速促进西藏“独立”。同年宋子文和丘吉尔交谈时，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蒋介石听闻后，大为光火。最终由于美国人反对西藏独立，中英各退一步，维持了西藏的状态。
蒋介石还一直惦记着港台。1938年4月，他在发言时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1940年策划推动台湾的革命行动，并试探性地向罗斯福提出台湾归属的问题。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中日之间所有条约一律废止，马关条约对于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重庆掀起了声势颇大的收复台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