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苏联人，都相继踏足过这片土地，现在它在雾中，一片寂静。
巴托克伴我出发
我在布达佩斯租得一辆崭新的黑色Volkswagen Polo手动挡。检查完车况，把随身带着的GPS固定在挡风玻璃上，是匈牙利时间上午11点10分。
我的目的地是匈牙利南部城市佩奇（Pecs）。这里距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不远，曾是罗马帝国的边疆，也曾被蒙古人的铁骑蹂躏，后来又被土耳其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它距离布达佩斯只有两百多公里，即便在过去，也不过是马匹一天的脚程，可却给人一种身处两个世界的感觉。
驾驶着Polo出城，不久便进入了广阔的匈牙利平原。视野所及，甚至能感觉到地球表面轻微的弧度。窗外是被拖拉机犁过的赤裸泥土，像凝固的浪花翻开着，间或有白色积雪覆盖在上面，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平原上的树木早已落光枝叶，叉手叉脚地立着，如同被画师统一修剪过，成为天际线上潦草的笔画。路很好，车极少，完全看不到人的踪迹，只有一些农人的小房子散落在平原上，成为文明存在的证据。
开始翻越Mecsek山，正是这座山阻挡了北方的寒流，让佩奇形成了一种相对温暖的小气候。从M6高速下来，路变成了双向单行车道，在空旷的平原上蜿蜒向前。路边是荒草、枯树，再远一点的地方是成片成片的树林，林间落满黄叶。阳光无比强烈，一种曝光过度的白。迎面而来的汽车大都是十多年前的老款。我感到自己正在穿越一条时光隧道，回到记忆深处。我知道，到了佩奇就离前南斯拉夫的边境不远了。
1999年，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反美游行，抗议美军战机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轰炸。那次“误炸”，导致了几名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死亡。我随着人群喊着口号，一种被点燃的情绪，飘浮在空中，空气几乎凝滞，有股铁锈的腥味。
1914年的夏天，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被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这片土地同样被仇恨和愤怒点燃。4年后，奥匈帝国解体。《巴黎和约》把匈牙利2/3的领土分给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天匈牙利全国商店关门，交通停滞，黑旗飘荡，教堂的钟声如同悲鸣。
我感兴趣这片土地上的人所经历的变迁，他们生活在国境线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情感和命运因此迥然不同。我想起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永恒与一日》里，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境线上的电网。一具具挂在上面的尸体，还保持着企图挣扎离开的姿势，宛如灵魂渴望脱壳而去，追向自由。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旁的艺术宫，我看到一个短片，一位匈牙利族的塞尔维亚艺术家坐通勤火车过境。每次，他都在跨境时进入洗手间，让同一泡尿液撒在两个国家的土地上。
总有一天，边境和城墙会沦为风景和笑谈。
–E·M·齐奥朗
就像环绕佩奇老城的城墙，原本是为了阻挡蒙古人而建，可最终无法阻挡任何人。如今，它裸露着土黄色的石块和飘摇的杂草，在夕阳下显得残破不堪，有一种被时间遗弃的美。
我住的旅舍就在城墙外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主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殷勤友善，但不会讲英语。房间干净而明亮，配备宜家家具、茶炊和餐具，墙上挂着几幅梵高的仿制品和一张前南斯拉夫地图，看印制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末。
我随口问老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幅地图，她搞不清我的意思。我微笑着打算放弃，可老人突然退回房间，拿出一台Nokia黑白屏的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然后把手机递给我。
“你好，”一个少女的声音。
“你好……”看着老人的笑容，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原本只是想随便问问，没想到搞成这么复杂。“我想……你是她的女儿吧？”我笨拙地搭话。
“孙女，”电话那边说，“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没什么……其实只是想知道，房间的墙上为什么挂着一幅南斯拉夫地图？”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奶奶是从南斯拉夫过来的，”少女说，“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