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那正是我参加游行的年代，也正是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如火如荼之时，我想他们一定是那时候逃到匈牙利避难的南斯拉夫难民。
“不好意思，只是想随便问一下，并非有意八卦，”我说，“非常感谢。”
我把“烫山芋”还给老人。有那么一阵，我们面面相觑，除了微笑，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但愿哪里有夜莺叫。老人倚过身子，手指循着地图滑动。她指着一个地点，转头对我说了句什么–那是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座城市。
我想老人在对我说，那里是她的故乡。
夏都冬日
在匈牙利旅行，我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洗澡，泡红茶，然后确定当天行程。我喜欢自由散漫的计划，一般只在当天才决定这一天的落脚点。好在我感兴趣的地方不是过于热门的目的地，即便不提前订房，也不愁找不到住处。
此刻，我一边喝着热红茶，一边将目光锁定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Balaton）。那是中欧最大的淡水湖，南岸的“匈牙利夏都”希欧福克（Siófok）曾是匈牙利共产党高层专享的度假胜地，被称为“匈牙利的Ibiza岛”。我想，叫作“匈牙利的北戴河”也没什么不妥。
从佩奇到希欧福克，走61号公路有120公里。在匈牙利，标注了M的是高速公路，规定时速为110公里；只有数字的是双向单行车道，可以开到60公里/小时。谚语说“有规则就有例外”，而在这里，毋宁说“有规则但全是例外”。当我以6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时，后面的车总会一轰油门超过我，绝尘而去。
我并不想赶时间，翻过一座座丘陵，经过一片片树林，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渐渐充斥身心。天空被淡淡的乌云笼罩，路边不时出现提示有麋鹿的路牌。这就是中欧大地，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就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长长的旋律线，在一个极狭窄的音域里蜿蜒，带着民谣式的忧郁，可是掩盖不住其后宽广的歌唱性，如同爬到丘陵顶端，便可俯瞰广阔无边的匈牙利平原一样。有时候，丘陵的下坡坡度有40度，这时候便有滑翔机俯冲向大地一样的欢畅。
天亮了，雾从四面八方打开它的包袱。冷金属色的天光已与雾气融为一体，难分你我。窗外是大片枯黄的玉米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雾中，显得又白又湿，走近了才看清上面写着：Latos Miklós（1917-2002）。
我很想了解这位先生的过去，他的一生，但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我已经开了很久都没见到人烟了。愈接近巴拉顿湖区，周围的景色就愈加狂野：荒地、小溪、火烧过一样的枯树。一棵白桦孤独地立在田野里，枝杈上有几十个鸟巢，不堪重负地支撑着。
二战时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就是在巴拉顿湖发起的。那是1945年3月6日，希特勒集中了残存的德军精锐装甲部队，包括私人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向巴拉顿湖区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展开大规模的装甲进攻，代号“惊蛰”行动。
当时，轴心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希特勒仍准备放手一搏。据说，连斯大林对希特勒选择在匈牙利发起最后的进攻也深感意外。因为是暖春，巴拉顿湖两岸泥泞不堪，淤泥有时深及膝盖。这对于装甲部队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德军在最初的小胜后逐渐溃败，幸存的士兵几乎是徒手逃回奥地利。希特勒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取下带有他名字的袖章，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了”，这些袖章被放进一只水桶里上交。一个半月后，苏军攻克了柏林。
犹太人家平安夜
我开上M3高速公路，之后转M7，朝埃格尔（Eger）一路驶去。245公里的路程，中途加了油，还在加油站旁边的麦当劳吃了巨无霸汉堡，喝了黑咖啡。到埃格尔时，已是傍晚时分。
埃格尔是一座古典气息浓郁的小城，保存完好的巴洛克建筑随处可见。我在离老城中心很近的地方找了家旅舍住下。透过窗玻璃，可以望见圣方济会教堂的尖顶。我把剩下的维拉尼红酒一饮而尽，然后趁着暖意出门。
沿着人行道走过一些店铺，穿过小巷，转上大街，那儿有被灯火点亮的圣诞集市，再过去便是埃格尔大教堂。天气很冷，又有雾，可教堂看上去非常雄伟。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埃格尔的气氛–小而紧凑，古意盎然。最重要的是，人们仍然生活在那些老房子里，仍然去那些老教堂礼拜。
向伊斯特万·多博广场方向走去，路上有一座40米高的尖塔。它是一座清真寺的附属建筑，标志着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欧洲的最北端。从这里拐进去，便看见身披甲胄的老伊斯特万矗立在广场中心，俯瞰着来往的行人。叫他老伊斯特万，是因为按照匈牙利语的习惯，姓是放在名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