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表上我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物理老师笑着说，“但日本人的英语不是太好，所以很难和他们交流太多。不过我问了他对中日关系紧张的看法。”
“他说什么？”
“他说，他并不关心政治，很多日本年轻人也不关心，他们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日本首相是谁。”
我们又谈起物理老师苏联时代的记忆。
他喝了一口红酒，像在追忆非常久远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我，他是犹太人。二战时，他的祖父母经历过非常可怕的岁月。他们原本住在布达佩斯，1944年夏天被送进波兰的集中营。他们负责做苦力，所以侥幸活了下来。二战结束后，为了远离过去，迁居至埃格尔。他们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不跟任何人透露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也不再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礼拜和生活。
他们保守秘密，甚至连儿女有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这些往事。直到要去布达佩斯上大学那年，父母才告诉他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带着强烈的震惊离开了埃格尔，”物理老师说。
那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他去布达佩斯的犹太教堂，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也与一些犹太裔的年轻人成为朋友。他开始用心阅读《圣经·旧约》。在此之前，他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仍然十分隔膜。毕业以后，他回到埃格尔工作。他说，除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犹太人数量已经十分稀少，在埃格尔就更少，但他仍和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团保持着联系。
“现在犹太人的情况还好吗？”我问。
“很难用好与不好来回答，”物理老师说，“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总是犹太人–自古如此。”
我想起欧洲历史学家约瑟夫·P·伯恩在《黑死病》一书中提到的情景。当时的犹太人被认为是瘟疫的源头，遭到了灭绝性的屠杀。而这些年，因为欧债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中欧，尤其是匈牙利崛起。一个叫“Jobbik”（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的法西斯政党获得了不少支持，他的领导人甚至被选入欧洲议会。
“有意思的是，经过媒体的调查，这个人实际上拥有犹太血统–和我的祖母一样，她的外祖母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人就被从Jobbik里清除了，但是这个党派的势力仍然很大。”
“你对未来有过担忧吗？”我问。
“犹太民族总是时刻准备着受难，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来的经验，”物理老师说，“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忧虑。”
他微笑着举起酒杯，于是我也拿起我的。
“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祈祷，”他说。
回旅馆的路上，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夜空非常爽朗，点点繁星仿佛教堂的蜡烛。然而，在这处处隐藏着暴力的世界上，我们真的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吗？那些悲剧和苦难、战争和屠杀真的可以不再上演吗？
如果不是，我们所能做的确实只有祈祷而已。
赖奇克，匈牙利的“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