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生于无锡乡下的小村庄青祁村，“青祁”二字原本是北宋末年一支南下官军青旗军的谐音。王家宗谱《王氏三沙全谱》卷首有岳飞题写的“王氏世宝”4个大字，岳飞是王子高的挚友，曾在《王氏宗谱跋后》中历数王家代有人出的盛况及功绩。王家堂号“三槐堂”，苏东坡曾为王家撰写名篇《三槐堂铭》。受“乌台诗案”牵连的王巩与苏东坡堪称刎颈之交，被贬三年间，王遭遇坎坷，痛失爱子，但胸襟豁达的他仍和苏东坡保持通信，还将自己的几百首诗寄给对方。苏东坡大为感动，在《题赠王定国诗集序》中写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苏东坡还曾给王巩写过《王氏清虚堂记》，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厚。
时光流转至王梅生一代，皇室、文豪已和王家没有任何瓜葛，他们成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王梅生没有走通科举之路，也没有资本去经商，只能在乡间一座古庙里设帐收徒，当一名私塾先生。尽管贫寒，他却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寂寥的岁月延续多年，到了19世纪末，整天守着佛影青灯的老人家没料到，王家又有了时来运转的一天：两个儿子竟成了人中之凤–他们飞出了青祁村，最终成了大上海滩的富商，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王氏兄弟从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遍览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且于中国文史有独到领会。兄弟俩儿时就表现出不同秉性：王尧臣天资愚钝，但能用功勤读，父亲命他背书时已滚瓜烂熟。王禹卿则性黠好嬉，对经书不感兴趣，但当他读到司马迁《货殖列传》时却觉津津有味，对其中“贵入如珠玉，贱出如粪土”的说法深有感悟。其父在一旁揣摩：“此子于读书无缘，将来或可成富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家兄弟之前，上海滩已活跃着一批“锡商”典范，最早发迹的有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1902年集资30万两创办华兴面粉厂，是当时惟一可与孙家阜丰面粉厂比肩的大厂。最著名的是荣家兄弟，荣宗敬三闯上海滩，几经周折立稳脚跟，励精图治，最终成为中国实业界一代领袖。
王氏兄弟顺应时代潮流，十几岁时就拎起铺盖卷，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曹可凡叙述：“曾外祖父王尧臣16岁时离家到了无锡城里，先在一家染坊里当学徒，23岁时经人介绍来到上海，在瑞丰估衣庄（当衣服的当铺）当伙计。最初当下手，每晚在店门前设摊向行人吆喝兜售。由于他善于观察路人的社会身份和需要，兜售时总能有针对性地说到点子上，不久升为‘喝摊’的上手，3年后又升为估衣铺的会计。1904年，一个朋友介绍他进顺全隆洋行管账务，洋行业务联系中，他认识了已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同乡祝大椿。一年后，祝大椿看王尧臣为人忠厚老实，就把他拉进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
王禹卿14岁时也离乡来到上海，行囊中“只有一卷打了补丁的被子和一件旧棉袄”。投靠远亲，他在一家煤铁油麻店里当学徒干体力活，搬运和堆码桐油桶费力且危险，一旦油桶滑落，人就会被砸成残废。学徒生活非常辛苦，没日没夜地干，收入却十分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
1902年，王禹卿在北方谈生意，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推销面粉的同乡，攀谈之下，他受到启发：面粉是日食口粮，应比煤铁桐油的市场要大。经同乡引荐，他在无锡拜见了荣宗敬，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王禹卿会识人头，说话到位，老板、掮客和伙计，他都应付自如。兼职3个月，他就销掉数万包面粉，佣金达一千多两银子。一年后，他索性脱离了苦干十年的煤铁油麻行，正式加盟荣家的茂新面粉厂。由此，王氏兄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行业。
1909年，外国金融骗子在上海掀起天翻地覆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国商人深受其害，大批中小型企业和钱庄纷纷落马。荣宗敬亏损甚巨，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危急时刻，王禹卿细查账本，与各庄家开诚布公商谈，并以他本人名义立据担保来年按月偿还，协助荣家渡过难关。王禹卿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于茂新，(当时)既非股东，又非经理，只是受人之托，遂不惜劳心疲力，以忠人事耳。而日后个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也。”可见方才31岁的王禹卿，当年已是金融风暴中的荣家柱石了。
“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面粉市场却大为红火，上海滩面粉厂个个都赚了大钱。王禹卿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于是想到了创业，他与茂新另一同事开始谋划独立办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