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被老板荣宗敬知道了。荣氏兄弟实不愿失去王禹卿这员大将，更不想他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聪明地提出参股他们的面粉厂。1912年，王禹卿情难推却之下筹建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
自家厂子一定要自己来管，王禹卿请哥哥王尧臣来担任经理。王尧臣加入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后，从会计做到销售，7年磨炼，早已是面粉业的行家了。他为人老实憨厚，觉得自己在华兴干得挺好，转厂略有犹豫，倒是父亲王梅生眼光老辣，“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厉害”，说服王尧臣加入弟弟创建的新厂，“固不料从此得心应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4万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1921年，福新已开到8家厂，使用美国最新式面粉机，俨然中国面粉企业龙头老大。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30周年，福新的生产能力占据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加上茂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荣家兄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桂冠。
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实际由王氏兄弟主持，他们为福新面粉公司奋斗了一辈子，兄弟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业内人士无不明白其在荣家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抗战之前，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一、三、七厂经理，他克己奉公、严于管理。曹可凡提及：“当年有位王氏族人与五金商勾结，收取回佣，曾外祖父发现后立即开除，在全厂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随意。”
王禹卿担任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兼七厂副经理，他锐意经营，长于资金调度和对外联络，是整个系统的灵魂。“曾外叔公做人很讲原则。1934年，荣家‘申新’纱厂负债几千万，最困难时期，他临危受命担任了三家（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的CEO，在很少抵押的情况下，从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贷到五百万大洋，靠的就是他三寸不烂之舌。当时纱厂不好，面粉厂还是盈利的。荣老板意思‘以粉济纱’给些资金周转，他坚决不同意，甚至和荣老板吵了几次，听说荣宗敬有次差点要自杀。在商场上，他就是有这种抵抗一切的能力。”
创业难，守业更难。1935年面粉交易市场的狂风恶浪中，面粉业大佬王禹卿也见识了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厉害。王家兄弟一度掌控着上海的粉价，他们在面粉交易所内进退自如。上海面粉交易活跃，外地面粉厂也想参加进来平等交易。上海面粉商想保住自己一统天下，拒绝他们参加，日久便生恩怨。这种明争暗斗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中期，南京和扬州的面粉厂主后来想出高招–请杜月笙担任苏浙皖机制面粉厂公会的主席，无形中向王禹卿等施加压力。经杜月笙背后操控，粉价上涨至异常，交易所的经纪人们只好纷纷找他帮忙，与面粉素无渊源的杜月笙就此被选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就职仪式上得意洋洋道：“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我是曲蟮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经过这次风潮，王禹卿明白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后与杜联手接办了华丰面粉厂。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淞沪抗战，地处闸北的福新一、三、六厂，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七、八厂尚能继续开工。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曾外叔公做人底线非常鲜明。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拉拢他和荣宗敬等工商界大佬组织‘上海市民协会’，他第二天就登报声明与此组织无关，很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避免和日本人有任何瓜葛。”
熬过8年抗战，荣、王两家雄心勃勃希望重振当年产业，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荣鸿元为了企业的利益，斗胆与蒋家太子唱起了反调，结果被投入监禁达77天，成为轰动社会的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