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镜少年和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意象一起，被台湾影评人解读为精神分析里拉康的镜像理论。隐娘也是在一次次对镜相视中，看到自己人格的转变。二人性格互补：聂隐娘幽暗、没有感情，魔镜少年外化而且阳光。她经由这面镜子照出自己从10岁被带走那年开始被冰封的童稚和天真，人性的温度一点点复苏。从片中面无表情冷血亮相开始，到奉命返家之后掩面痛苦，直到最后和磨镜少年远离江湖时面露微笑，聂隐娘的内心灵魂一点点转变成长。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片中借中央朝廷和地方魏博，影射两岸关系。“我们就一直在澄清，并没有这档子事。我觉得侯导想拍两岸关系，他会直接拍，不会拐弯抹角去隐喻。我们说的寓言体是在以前，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有文字狱的时代，问题是现在并不是讲出真话就会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要讲真话就直接讲出来。”谢海盟说。
为任性埋单
在内地，有一位和侯孝贤有着相似影响力的导演，也曾拍过刺客的故事，他就是张艺谋。侯孝贤还曾为其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出任监制。2002年，张艺谋拍摄了刺秦主题的《英雄》，以此为标志，他的个人创作和内地电影开始进入大片时代。曾经的第五代艺术电影旗手此后开始转向，而侯孝贤却始终不变，多年如一。
“大陆的市场太大了，你拍那个艺术片，没人看懂，对不对？”侯孝贤说到“艺术片”3个字时，带着儿化，他自己都乐起来。“你看人家拍一个片，赚的那个程度，你眼睛会怎样？那没办法。就看你能不能突破这个诱惑？你就得坚持相信：我拍的这种片子有一天也会大卖。有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侯孝贤自问自答，“只是形式上的问题。”
1989年，《悲情城市》公映之后引发轰动，仅台北，该片就获得将近3500万票房。那也是侯孝贤迄今最卖座的一次。为艺术影片融资依旧艰难，《刺客聂隐娘》的制作成本高达9000万，谁会拿真金白银为大师的任性埋单？
“商业的压力在每个导演那里都存在，这个没办法，逃不掉，完全看个人怎么做了。”侯孝贤介绍，适逢银都影业60周年，他们承担一半投资。欧洲、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以及台湾共同出资剩余部分。“这些关系的建立不是从今天开始，从前就有。我那么久没有拍片，但一提出来，他们还是愿意投资。”
“我今天走这条路，是因为这些市场我知道，而且他们也可以接受。如果你只做大陆，你就被锁死在大陆了，你就只能靠大陆观众。所以哪怕你的资金足够，就算是从大陆拿的，你也要想办法，拍出来的片子不只大陆，别的地方也有。一分散，你就知道你的空间很大，你可以找钱的空间也就大了，你个人想拍的东西就出来了，个人的坚持也就出来了。年轻的导演压力很大，你拍一部不卖两部不卖，我看就差不多没人投你了。这是当导演最大的压力。”
侯孝贤总在不停提醒有意走艺术路线的青年导演：不要拿投资人当傻子，不要欺骗他们。需要多少成本，要严谨。“比如今天拍唐朝，没有打的部分，谁要看？中国内地也是，一个唐朝文艺片，凭什么人家一定要来看？所以我就放些动作在里面。海外版权我都预卖，预卖就是付个保证金给我，然后到时候按比例再拆账。你像《聂隐娘》，欧洲才100万美金，北美才60万美金。我要的不多，他们参与力更强嘛。假使他们分账不正当，我就嘭地开枪，再也不跟他合作了。我还告过欧洲的一个公司，它不付回款，我找法国律师告他们。我不怕得罪他们，没办法，我这个人就这样。”
目前通过版权预售，《刺客聂隐娘》已经收回成本。侯孝贤的合作伙伴说：成本收回来，他就有收回来的拍法，下一部资金会比较多，但他永远也不会去拍那种激烈的大场面；如果卖垮了，资金没收回来，他也有自己小成本的拍法，找几个自己小圈子里愿意帮忙拍的人。舒淇、张震两位一线演员与他合作从不问价，甚至舒淇还想倒贴投资。侯孝贤拒绝了她：千万不要，你负责演好你的戏就好。
《刺客聂隐娘》除了耗资巨大，还采用胶片拍摄，使用44万尺胶片，差不多可以拍摄两部《海上花》。侯孝贤甚至任性地在大银幕上采用4：3的构图。“那个也是我自己要的，拍人会很漂亮，尤其拍七分身或者整个人的时候，横向构图就有些散，观众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在演员角色上，我要的就是缩小范围，集中。”
并非所有的任性都获得了成全。这次拍摄，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突破：采用瑞士16mm摄影机BOLEX拍摄。这款机器的动力来自手动发条，上满一次可以拍摄20到30秒，以前战地记者经常使用。
“一个镜头二十几秒，每二十几秒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BOLEX的一个镜头拍完，演员仍自顾自演下去，不会停下来等摄影师，这就是对摄影师很大的考验。它会逼着摄影师无法在那里摆弄景框，或者东想西想地拍一大堆东西，20秒只够他把眼前的人拍好，用这种方式拍出的打戏，一个个镜头不可能完整，得到的也将是不连贯的片段。”谢海盟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