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的精力很有限，你做下去会发现，人的精力想把自己心目中完美的作品呈现出来，就已经不够用了，哪里还有心力去想这些更多余的东西。”谢海盟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侯导就是想能拍出这些东西就够了，其他名声什么的都是附带的。最重要的是把片子拍完。拍的时候不会去想，拍完更不会去想。这就是他的背对观众吧。意识到观众的存在，想讨好观众，就不可能把东西拍好。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谁都不得罪，谁都喜欢你，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但凡突出的人，一定会得罪别人，也就无法讨好。所以创作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想观众会不会喜欢，这段会不会激怒到谁，这样不大可能做出东西来。”
侯孝贤并非没有失手过，《悲情城市》就是他自己觉得拍得很烂的片子，他后来的反省是自己触及的点太多了，不够集中。专注，一直是他创作的灵魂法则之一。朱天文也不喜欢《悲情城市》，谢海盟在家重温时，她会让海盟把电视关掉或者换台。
《好男好女》也是侯孝贤不满意的作品。当时侯孝贤想做一个实验，尝试不同时空的叙事，后来他发现影像无法承载那么多东西，以致于整个结构松散掉，瓦解得没有结构。
“据我所知，侯导觉得失手的时候，也会想办法补救，但如果救不回来，也就会放掉。再去拍下一部。”谢海盟后来在油画家刘小东那里，也发现了优秀艺术家的这一共同点。人问刘小东会不会画坏，他答当然会。怎么处理？“在颜料干之前我会改，但改到一个地步，就要给自己喊停。改到一定地步不满意，就把这个放掉，不要再看它，去画下一幅。”
“我觉得侯导创作也有这个意味在，就是你不要花十年时间完全困在一部作品里头。哪怕这是你非常珍视的创作，人的心力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所以不可以单恋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样就是无休无止挥霍时间，到一个地步，就必须给自己喊停。在下一部中，再试图去弥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谢海盟说，“这也是一种潇洒。”
在《聂隐娘》中，侯孝贤一定也有自己的遗憾，比如BOLEX的拍摄念想他想必偷偷藏在了心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会全力出击，玩个痛快。第三次看完《聂隐娘》，朱天文想起了小津安二郎的话：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
侯孝贤的性格中一直有倔强执着的一面，生活中一个笑话他会讲到烦，一开口周围的人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拍片某种程度上是他这种个性的另一种表现。朱天文说侯孝贤拍片，根本没人要他一直这样，但他就是像攥着什么在手上，就是不肯放开。这样攥下去，应该也会有一种力道，攥出一些东西来。
工作人员抱来厚厚几本INK杂志的侯孝贤专刊和《聂隐娘》的衍生图书让他签名，我最后向他问了一个在我心中装了很久的问题：您觉得什么样的导演，算得上大师之名？
“电影大师啊，”他停下手里的笔，“最基本的就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关注。因为你拍的是人，你懂我意思吗？这种关注是累积的，不是一天养成的。在你的电影中会透出这个来。它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政治，或者别的。文学为什么最深邃，因为成本低，笔和纸就可以，所以脑子花得最彻底。你看卡尔维诺他们，思维到一定程度，对人世就会有一种关注和理解。不管对电影造型本身，或者是内容，你都应该一直摸索，一直想达到一个极致，就是你自己的极致。”
等候的工作人员再次催促我们结束采访，他要赶赴下一场活动。我最后问他：你会这样拍一辈子吗？
梅县来的人起身戴上大家熟悉的那顶帽子，笑着对我说，“是啊，因为我也只会这样拍。”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世纪文景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参考书目：《行云记–拍摄侧录》、《刺客聂隐娘》）
本刊记者 余楠 实习记者 宋元君 孙德俊 发自杭州、北京 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