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