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1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