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印象》，李振声编，学林出版社。感谢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帮助）
本刊记者 邹金灿 发自苏州 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