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节选）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世道人心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