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张君劢（1887-1969年，学者、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
钱穆与张君劢相识于抗战前，张君劢第一次见面就劝他：“你何必追随胡适做考据，不如我们一起做政治活动，这样对时局会有大的贡献。”钱穆敬谢不敏：“我不是专门从事考据工作的，也不擅长做政治活动，恕难追随。”
张君劢的误解，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人对钱穆的粗略印象，因为钱穆以考据成名。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