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开大陆前夕才复吸。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严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师友相得，令钱穆的学问不断精进，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气。
他守旧吗？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原因是参加学潮，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反对学校的修身课，要求开设希腊文课，因反对无效而退学。对于革命，他是赞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长辫。他曾告诉学生钱树棠（1918-2014年，学者，抗战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辛亥期间，他一度计划在棉衣里塞入银元，制成类似于盔甲的战衣，去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役。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国学概论》是钱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书，谈到风头最盛的新文化运动时，征引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的材料繁多，可见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程度。书中评价这场运动时，利弊并举，语气平和。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说：“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两人相识于钱穆赴北平之前。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而胡适的高足傅斯年也认可这位学术新星。在北平，钱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常客，有外国学者来史语所，傅斯年就安排钱穆坐在客人身旁，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穆。